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3）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虽然因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断而没有批准下发，但这个文件所根据、所论述的邓小平关于整顿与发展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反而因为受到错误批判而格外显露出它的光芒。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刚开始恢复工作，就立即紧紧抓住科学和教育这两个环节，旗帜鲜明地继续1975年被中断的事业，使新时期科技与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取得丰硕的成果。应该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制定的《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1975年整顿中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正是后来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拨乱反正的一个先导。
全面整顿是邓小平领导改革的一次尝试和预演
随着工交、军队、科技各方面整顿的开展，邓小平决定把整顿推向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和其他领域上来。
9月至10月，国务院先在山西省昔阳后在北京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同时提出了农业整顿的任务。
邓小平在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是整顿。”
邓小平着重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的现代化，更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提醒人们“必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此外，邓小平还在当时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整顿的问题，对农业整顿和其他各方面的整顿都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全国各地区很快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开始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为了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还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所有这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应当指出的是，农业整顿当时强调的是学大寨，虽然就其重视农业、坚决要把农业搞上去这一面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主题毕竟是“左”的，再加上农业整顿起步不久即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打断，因而未能像工交、军队等方面的整顿那样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
抓住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的契机，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开始对文艺工作进行整顿。首先他重提“百花齐放”的方针，强调“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枝独放”。后又根据毛泽东批示，解放了被江青一伙禁演的《创业》和《海霞》，《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一些有影响的节目也陆续公演，使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新气象。
为了打破“四人帮”在宣传理论领域的一统天下，邓小平采取了另起炉灶的办法，这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国务院于6月设立了政治研究室。其主要成员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等著名的理论工作者。国务院政研室当时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工作和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很快成为邓小平进行理论宣传斗争的得力助手。
政研室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代管学部。6月29日，邓小平向胡乔木交代，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管起来，并立即要中央组织部提出学部领导机构人选，同时委托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和教育部等机关单位开会，把重新确定的对于学部的管理分工正式通知执行。
7月6日，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发表学部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任主任，主持学部工作。7月下旬，工宣队、军宣队被送走，下乡下厂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全部撤了回来，学部各个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逐步恢复起来。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国务院政研室开列了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名单。学部有21人出席，包括专家学者18人，领导干部3人。此举引起强烈反响，认为国庆招待会体现了安定团结的方针，体现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
学部政工组将出席招待会的有关学者的反映整理成简报，胡乔木看后感到有代表性，即报邓小平并建议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16日写下了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一批语，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这场争夺理论宣传阵地的斗争中，最有意义的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际，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个问题的提出，一针见血地点到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已涉及了理论宣传和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以整顿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全面整顿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并逐渐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个整体，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效果：
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07亿元，增长15.5%；农业总产值1260亿元，增长3.1%。在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长3.36%，创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2390万吨，增长13.16%；原煤4.82亿吨，增长16.71%；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3%。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7.39%；铁路货运量8.9亿吨，增长12.9%。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
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
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和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
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实行整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使长期遭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在全面整顿不断展开的同时，邓小平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中心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思想和主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这次全面整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有力地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进程。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讲，这些观点，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做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邓小平主持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的深入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重新提出并反复强调经济建设是全党的大局，以及就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除改革开放之外，别无他途。说起改革，有人曾做过统计，说它是当今中国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改革已深深地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那么，中国的改革源于何时，其行程怎样？人们似乎仍莫衷一是。
追根溯源，改革实际上从1975年就开始了。发生在那时的全面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领导改革的一次尝试和预演。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