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喝酒欢宴，庆祝“胜利”。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乘着酒兴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
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份神。“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了一次“群众”抓彭真和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用“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近在咫尺的中南海。
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说，是刘冰的信惹了祸，矛头是对着我的，现在不行了。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说，可以。
毛泽东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汪东兴把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说可能有人要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并交待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待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通知警卫局的处长东方，让东方找个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一切布置好后，汪东兴赶往东交民巷，等待和邓小平谈话。
“天安门事件”发展到如今，父亲和我们全家人都明白，最终决定父亲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心中无所畏惧。7日下午三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接到通知就知道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全家人不但没有惊慌，反而表现得异常镇定。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东方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我们全家人，送父亲走出客厅，走过院子，一直走到大门口。看着父亲沉着而从容地上了汽车，看着汽车开出大门，看着灰色的大门紧紧关上，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和父亲的永诀啊。刚才那种同仇敌忾的坚强气氛，顿时被一阵抑制不住的悲伤所代替。邓林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起来。我对邓林说：“哭什么！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哭！”
父亲被带走后，中办即派人来我们家查抄文件。那个负责查抄的人到父亲的办公室，左看右看，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拿的，就把电话线剪断，一手一个，抱着两个保密电话机走了。大概，这就算是抄家吧。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相比，这种“抄家”实在也太“小儿科”了。
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派人来接母亲。父亲一人被带走时，由于既不知道他被带到何处，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我们曾万分忧虑。现在母亲能去父亲那里，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件好事。这样，父母亲至少可以两个人在一起，相依相伴，共渡危难。不过，此番一去，毕竟是凶多吉少，前景难测。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我们把父母亲的东西尽量多装一些，好让二老即使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也不至于受冻受苦。
母亲走后，我们心中倍感凄凉，也许，今日一去，即成永别。父母亲离开我们后，我们想念他们，更为他们的处境担忧。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商量，认为应该有一个人跟随父母亲前去，帮助他们料理生活，同时使他们不太孤寂。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但是邓林和邓楠有孩子要带，我就自告奋勇要求去。我和贺平商量好，如果能获准到父母那里去，对父母亲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也许连我在内，都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在贺平的支持下，我下定了决心，要争取到父母亲身边去，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和他们在一起。我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求到父母亲身边照顾他们的强烈愿望。信送走以后，我们盼呀盼呀，盼着能够早日获得批准。后来，接到上面通知，不准我去。这个答复不但令我们十分失望，而且使我们更加为父母亲的处境担心。父母亲现在到底在哪里？他们的处境怎么样？有没有挨批斗？担忧之情，笼罩在我们全家每一个人的身上。
天边，夕阳快要落下。那沉沉的黑暗，马上就要笼罩大地。那是一个黑得连星星都看不见的黑夜。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与邓小平夫妇谈完后，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个决议”，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这时，开会的人已吃完了晚饭，会议移至江苏厅继续开。江青等人问汪东兴，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