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所谓“从打倒某一个阶级转变为打倒另一个阶级”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说：“矛盾不同于对抗或冲突”，又说：“冲突是个别的特殊的场合”。[7]P174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在参政的几个阶级之间仍有矛盾，其中也包括阶级矛盾，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从来也没有主张通过对抗或冲突，即用暴力来消灭、来推翻资产阶级。刘少奇说，按马克思的说法，一个阶级的消灭通过和平的方式一般是不可能的，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苏联、东欧国家的不同，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当过政，也没有掌过权，所以也无须推翻。他指出除非是发生突然武装干涉或资产阶级的暴动，但事实上并不可能。毛泽东分析，中国人民内部，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或完全完成以前，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除了对抗性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一面，“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12]P.373不错，进入阶级社会后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武装冲突是一种，政治上斗争是一种，经济上限制反限制的斗争，也是一种，毛泽东、刘少奇都不止一次指出过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赎买也是一种形式。阶级斗争的结果消灭阶级是一种“扬弃”，消灭它消极、落后的东西，吸收、保留它有用的东西，并不是消灭对方中的一切因素。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就曾经说过，俄国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13]P.456。列宁提出的但没有实行的赎买政策，在我国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主义改造中得到实现，也正是吸收了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积极的成果”。这一赎买政策，即和平过渡，刘少奇明确说过，我们和资产阶级可以“搭伙十年到十五年”。毛泽东在1949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对资本主义，“凡有害的，加以限制；凡无害的，加以利用。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在1月8日讲话中又说：“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 [5]P236后来中国顺利地完成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这种和平赎买政策实施的结果。尽管当时急于求成，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时间比原先估计的大大超前，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再“加速”、“加快”，因而产生了不少后遗症。但是我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创造，也是一个奇迹。正如邓小平1956年说的：“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14]P.259“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15]P.302
由此可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分析的确是“以一种阶级与一种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转到另一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基本矛盾”，但中国的无产阶级并不主张打倒资产阶级，而是团结他，联合他，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一个打倒就再打倒一个这样的过程”。如果把这样一条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看作是“教条”，而要人们离开“这样一个教条”，去“考虑问题的思路就会开阔一些”，那么这种“开阔”的“思路”，只能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路而走上错误的邪路。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大家可以自由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有些同志缺乏历史的观点，他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是从当时的客观条件出发，而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好像对党的过去、对毛泽东否定得愈多，思想就愈解放；把“左”的倾向在分量上提得愈重，在时间上推得愈远，就显得自己愈开放。这是一种错误现象，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P375但他是始终把防“左”和防右连在一起提的，他还多次讲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说：“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16]P211所以无论是研究理论或是研究党的历史，我们都应该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还是邓小平讲得好：“我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16]P382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切不顾客现实际，不实事求是，任意贬低七届二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都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十分错误和十分有害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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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潘 鈜（1932-），男，原中共上海市教卫党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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