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届二中全会对国内基本矛盾分析的重大意义 (3)

——兼评理论界某些同志对这一问题的曲解

潘鈜

2010年04月22日08:1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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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哲学上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基本矛盾”是“规定事物根本性质和发展全过程的本质的矛盾。基本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通常起着主导作用。但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它会采取逐渐激化的形式，被它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有些会激化，有些暂时地或局部地得到解决，或者缓和，有些则会产生，于是过程显示出阶段性。”而“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事物的多种矛盾中起着支配的、决定作用的矛盾，它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有时就是全过程的基本矛盾，有时则不同”。[6]P.1554.3413认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区别，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差异。” [7]P.46这样，在“基本矛盾”的全过程中就显示出阶段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国内“基本矛盾”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党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加以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是基本矛盾，但在当前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党的中心工作即主要矛盾不是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团结、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这是因为旧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想在这样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空想；中国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资本主义，而应该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且太少。要达到社会主义，只有先经过新民主主义。关于这方面的史实，从党内对基本矛盾提出的过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在全国取得政权后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最早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后来由党中央和毛泽东肯定。1948年5月党中央迁到西柏坡，毛泽东集中精力指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委托刘少奇全面考虑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方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的理论，特别是总结东北根据地经济恢复和政权建设工作的经验，对未来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作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的讲话《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中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解放区内部，主要的矛盾则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8]P.4 1948年9月，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中说：“资产阶级和富农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就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8]P14-15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刘少奇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没有作严格的区分。但是刘少奇在其后不久，即在1948年10月-12月《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中则认为：“这个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 [8]P30在这里，刘少奇把“主要矛盾”修改为“基本矛盾”，说明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考，刘少奇对矛盾的提法已经作了准确的修正。更需要注意的是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毛泽东的“报告”也说是“基本矛盾”，而不是“主要矛盾”。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9]P.1443刘少奇在1949年5月6日临别天津时对天津市委同志的讲话中，也改变了“九月会议”时“主要矛盾”的提法，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了层次上的区分，他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后，中国的主要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那是要在全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以后，今天还没有到那时候。”又说：“如单以国内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实是基本矛盾，但马上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时候，可以不解决，拖一下，拖十几年以后再解决。” [10]P.48

　　从以上这些引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毛泽东或刘少奇，对当时阶级矛盾的分析，在实质上都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建国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即整个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矛盾，而不是建国后几年内的“主要矛盾”；建国后若干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这也就是党在新时期的中心工作。因为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政权才能站住脚跟，革命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而要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又必须团结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犯“左”的错误，使革命遭受失败，经济建设更无从谈起。所以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时指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9]1431-1432刘少奇也强调：“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 [8]P77刘少奇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则要建设资本主义。我们与资产阶级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新中国的性质。如果我们对这点不觉悟，在方针上犯错误，是危险的……会发生右倾。” [8]P46

　　可见，十分明显，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我们是根本看不到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第一任务的“暗含”的，相反，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的思想和决策却非常明确，例如1948年5月11日毛泽东电告晋绥分局，并告华北局、西北局：“分局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指出：“党如果不注意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 [5]P95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也已经把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作为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明确提出：“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9]P.1347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更说得十分清楚：“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并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的中心工作是“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 [11]P。44毛泽东在“报告”中也强调“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我们党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毛泽东强调：“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我们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9]P1427-1428

　　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充分说明，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最初也曾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提为“主要矛盾”，但最后更多的是明确为“基本矛盾”，资产阶级不是主要矛盾的另一方面斗争的对象，而是团结的对象、合作的对象；根据主要矛盾要解决的任务，不是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这是很清楚的。因此，在这里，不存在“暗含了不顾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第一位任务的危险”，也不存在“降低在私人资本主义所应达到的发展程度问题的调子上开辟了道路”；恰恰相反，是为了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避免把政权蜕变为资本主义而葬送中国革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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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