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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安徽农村改革 (2)

聂皖辉（安徽）

2007年04月05日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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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第二次支持安徽农村改革，是在安徽搞“大包干”、包产到户的时候。面对各种指责，他果断地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难后，安徽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管理体制中延续了20多年的“大呼隆”、“大锅饭”等弊端恶性发展，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社员收入低，不少人连温饱都不能维持。这些问题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1977年6月，党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安徽不久，几乎走遍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的全省各县，亲眼目睹了群众生活的艰难。万里痛心地说：“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他认为，农民吃不饱，生产搞不好，主要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根本原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省委决定从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入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77年11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在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六条”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因此，这份文件一发布，就受到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农村形势迅速好转。

　　“六条”的诞生，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农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因而引起全国关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作了报道。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

　　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规定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并在出访路经四川时，向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作了推荐。不久，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四川两省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

　　安徽省委《六条》，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到了启动、开创作用。

　　1978年，安徽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有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出现困难。入秋后，旱情更加严重，秋种难以正常进行。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的土地将被抛荒。

　　为了战胜旱灾，中共安徽省委经过深入调查、讨论，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种麦”：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割时不加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肥西县山南公社在贯彻“借地度荒”决定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集体的田地秋种进度十分缓慢，麦子种不下去；借给社员的地种得快、质量好，牛犁不动，就用锹挖，没有水，就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水。于是，有的生产队就暗地里将集体的麦子、油菜也包到户去种，结果，这些生产队抓住了季节，扩大了种植面积。少数生产队干脆将所有土地都划到户包产，包产到户就这样在肥西县自发产生了。中共肥西县委对山南公社出现的包产到户采取“不提倡、不宣传、不推广”的态度，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不顾一些干部的阻挠，纷纷搞起了包产到户。

　　1979年初，凤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包产到组虽比“大呼隆”好，但太繁琐，不如把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结算时，该给国家的交给国家，该给生产队的交给生产队，剩下的全归小组分配，来个“大包干”。这就是“大包干”一词的由来，开始搞的是包干到组。县委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请示滁县地委同意后，包干到组的做法便在凤阳县开始实行。就在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之际，一种新的并且产生深远影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包干到户，又由凤阳农民首创出来。

　　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农业合作化时，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头牲畜，1100亩耕地，平均年产粮食18万斤左右。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粮食逐年成倍下降，社员越来越穷，人口越来越少，地里野草越长越高。1960年，全队只剩下10户39人，1犋牲畜，100多亩耕地。“文化大革命”又给小岗队带来巨大灾难。1968年，全队只收了2万斤粮食，人均口粮105斤，人均分配15元。1974年，一支18人的宣传队进驻只有19户的小岗生产队，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结果粮食继续减产。

　　1978年10月，时值秋种之际，为了不使劳动力外流，把麦子种下去，保证来年有饭吃，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商量后，将全队20户人家115人分成两个组，没见效果；又分成4个组，仍然合不拢；接着分成8个组，且多为父子组、兄弟组，还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全队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决定把田分到户干，即实行包干到户。1979年，小岗队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达13.2万斤，油料达到3.5万斤。全队粮食征购任务为2800斤，实际向国家交售2.5万斤，超过任务7倍多；油料统购任务300斤，实际向国家交售2.5万斤，超过任务80多倍。小岗生产队由原来的“讨饭队”一跃成为“冒尖队”，大包干的名声迅速传开。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再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姓资姓社的问题。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对包产到组大加指责的来信，并配发了长篇按语。这在全国实行责任制的地区、特别是在安徽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张浩来信”发表之际，万里正在滁县地区考察。面对因“张浩来信”引起焦虑不安的干部群众，万里说：“报纸像公共汽车，他可以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根据省委的指示，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封信，同时也配发了长篇按语，承认“张浩来信”及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省委特别是万里的明确表态，使许多人受到鼓舞，避免了“张浩来信”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可收拾的后果。

　　1979年5月21日，万里来到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此时正值农民开镰收割，一派丰收景象。万里紧紧握住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的手，问道：“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王立恒说：“是有点怕。”万里说：“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搞错了，不要你负责。”万里这次山南之行，给山南和肥西县的干部、群众，以及踌躇不安的探索者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6月初，万里乘车前往凤阳视察。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万里听后，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凤阳县小岗村，挨家挨户看了一遍，看到户户粮满囤，十分高兴。在场的人告诉他有人指责小岗村“开倒车”，他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从农村回来不久，万里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这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表态支持。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0年1月下旬，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安徽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姓“资”姓“社”的问题，大部分人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国家农委的领导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次会议之后，出现了对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进行公开批判，指责包产到户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宪法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这种有“来头”的对包产到户的批判，对安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引起了省内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分歧。

　　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安徽又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人叹息：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还有的人心有余悸，表态说：“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正当全省围绕包产到户、大包干进行争论，很多人对生产责任制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之际，1980年4月2日，邓小平特地把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找来谈话。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表态支持。

　　邓小平第三次表态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着重谈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这一番话，字字有千钧之力，无疑是对安徽搞包产到户、大包干、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莫大支持与鼓舞，一下子给决心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干部和群众吃了定心丸，撑了腰，壮了胆，为几年来无休止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1980年9月，党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初步为包产到户定了性。1982年1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1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明确肯定它姓“社”又姓“公”。从此，发源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一直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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