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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2)

汤涛

2007年01月03日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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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阶段（1945年至1949年）：党内监督权由各级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的机制得以确定和延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内监督机制建设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中共六大党章相比，新的党章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由本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修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把领导体制由监委接受于两委领导——监委和本级党委联席会议领导修改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92页。】新的党章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在于：“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可以看出，在七大之前已经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至此正式固定下来。中共七大之后，虽然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形势的迅〖JP2〗速发展，许多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党内监督工作还是多由各级党委直接承担，但是，这种基本格局从此确定下来，并延续到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主要特点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一）受到联共（布）党内监督模式的深刻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曾经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在党内监督机制模式的选择上，中共受到了这一国际共产党组织以及在这一组织中起特殊重要作用的联共（布）的深刻影响。

　　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委会（或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上，中共与联共（布）都有一个从“两委基本平行”到“两委垂直管理”的演变过程。列宁去世之前，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俄共（布）基本上确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党内监督机制。其基本原则包括：监委的产生方式为“由党的代表大会，区域、边区、省和专区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向原选举机关报告工作”；职权范围是“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员会不得加以撤消，但须经党委员会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监委与同级党委若是“遇有不同意见时”，则“将问题提交联席会议。同本级党委员会不能取得协议时，将问题提交本级党的代表会议或上级监察委员会或党的代表大会解决”【《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56页。】。此外，为了切实保证监委的独立性，原则中还包括监委委员在任期内不得兼任负责的党政职务等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基本上吸纳了这些重大原则。遗憾的是，斯大林执掌最高权力后，逐渐颠覆了这些基本原则，最终确立了一套高度集权、生硬僵化、活力匮乏的党内监督机制。由于这套机制在战争等特殊年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性，而其弊端此时又未充分暴露出来，结果成为中共多方借鉴的目标，由此也就使得中共的党内监督模式具有了一定的苏式色彩。

　　此外，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事务的粗暴干涉也大大加剧了这种影响。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共进行党内制度规定时，常常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借助其高度强化的集权体制，把联共（布）的一些党建举措，甚至欧洲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党建举措照搬照抄到中共党内来。中共六大撤消了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做法，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如前所述，监察委员会设置不久，中共中央即出于种种考虑打算撤除这一机构。但是，当时并没有定论，而只是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158页。】。这一机构最终被撤除，正是直接源于共产国际的相关决定。1928年4月10日，共产国际方面将为中共六大起草的示范党章草案寄给中共中央时，曾附信详细解释了章程条目设置以及一些重要规定的来龙去脉，其中明确提出“反对中共设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在作出原因说明时，第一句话就是：“这是遵循共产国际组织局在审议类似问题时针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所作的决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6页。】或许，信的起草者是想以此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殊不知正暴露了共产国际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一贯具有的简单化和模式化倾向。

　　（二）把思想政治建设引入党内监督机制，特别注重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在民主革命时期，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共大量吸纳非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由此也就使得中共党内经常性地存在着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成了部分党员行动自由散漫、追求享乐甚至贪污腐化的重要思想源头。正如中共七大所指出的：“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而“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因此，中共高度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地位，注重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以从思想源头上去遏制这些不良现象。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中共创造出了延安整风运动这种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引入党内监督机制中来。中共中央多次指出：“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等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以后各级党委员会及支部大会须经常举行工作的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4页。】正是借助这一党内民主生活的有效实践方式，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党群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密切，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三）积极探索各种党内监督方式和途径，注意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

　　确定科学合理的监督方式和监督途径，是保持党内监督能够正常运转并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中共也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巡视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就是典型一例。

　　巡视制度很早就在中共党内萌芽了。中共二大党章曾经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这可以看做是对巡视制度较早的一种表述。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这一制度也逐渐成型。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72页。】其后，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省委和一些市、县委也先后实行了这一制度。

　　应该指出，建立巡视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检查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或政策出现了失误，那么这一制度也就必然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重大损失。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推行路线、方针政策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即使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之时这一制度的推行也并非对革命的发展全无助益。因其此时也还承担着考察地方工作情况、改进地方领导方式、纠正地方不良作风等方面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共在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之后，并没有简单地废止这一制度，而是进一步科学规定了巡视员的任职条件、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工作纪律等方面内容，使这一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比如，在巡视员制度形成之初，巡视员曾一度拥有巨大的权力，1931年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明确规定：“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在“在组织上，巡视员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任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22～226页）。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规定被废止。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确规定：“巡视员对于下级党委有意见时，应该向下级党委建议，由下级党委决定执行与否，巡视员没有决定与强制下级党委执行的权力。但在特殊情形之下由上级党委委托，授巡视员以此项特权者除外。”这就更为严格，也更为科学地界定了巡视员的权力范围。】，在党内监督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还在利用党内舆论监督、举报、案件检查等监督途径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党的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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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zzzzzz

(责编：武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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