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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与全面整顿

程　振　声

2006年10月24日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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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李先念再次“靠边站”

　　毛泽东非常重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许的。从１９７５年９月底，他听了毛远新关于有“一股风”的汇报后，注意审视全面整顿工作，不久开始批评邓小平。按照他的指示，先后召开了六人会议、八人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直至打招呼会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还提出让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没有接受。

　　１１月２４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打招呼会议，宣读打招呼会议“要点”。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谈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并要求进行讨论，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央”。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吴德回忆说：“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小平同志在奉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迫于压力，自己讲他犯路线错误，请大家批评。小平同志为别人着想，还向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批判他，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９５页。）。这体现了邓小平的智慧和远见卓识。１２月２０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后，毛泽东未表态。

　　１２月２９日和３１日，中央政治局又开会，毛远新传达毛泽东指示和批判邓小平，也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毛泽东说邓小平“有事不和政治局讨论，也不和国务院商量”，并同意由李先念等六个人专门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过。有些同志听他们那么讲，也不觉得错，李先念他们就是。”（《李先念记录稿》（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９日晚召开了有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和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７人参加的小会，对邓小平进行帮助。李先念首先发言，他说：“小平出来工作我赞成的。我看你的长处多，毛病也想过。这次发生的事，主席讲有些同志听了不觉得错，于我，我不但不觉得错，而且也适应了我的味道、想法，有共鸣之处，看到派性，生产有的地方上不去。我应自我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我没有想过对不对。”（《七人小会记录》（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在邓小平、纪登奎发言后，李先念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说：“这次（你）主持工作，我讲你一定要请示主席。有些你是请示了的，而‘三项’（指示为纲）没有请示，也不在政治局讨论。既然是纲，就不是一般地说错话，做错事，而且你的身份来讲，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其他问题就不容易说清楚。”（《七人小会记录》（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李先念的这番话是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内容说的，他感受到不说清这个问题邓小平是过不了关的。邓小平采纳了这条意见，后来写进他的“补充检讨”中。邓小平虽然两次“检讨”，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再次被打倒的厄运。

　　从“批邓”以来，李先念思想压力就很大，心烦、气闷，一开会“四人帮”就纠缠不休，搞得他心脏病时有发作，只是勉强去参加会。会议点名批评他，还要他“帮助”邓小平，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使他的病情日趋加重。据吴德回忆，这期间邓小平和李先念有一次谈话。他说：“这以后的一天，小平、先念和我到飞机场去送人，小平同志在客人走后，与先念和我谈了一次话。小平同志说：看来毛主席的决心已经下了，我要退下来了。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先念同志说：不能写信给毛主席，你一写信就会被别人当把柄抓，说你不愿意为党工作了。小平同志考虑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后又说：首先要把最敏感的军队的职务辞掉。当时，我对小平同志说：是否可以找毛主席直接谈一谈，如果形势再乱下去，首都的工作首当其冲。先念同志也说，他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身体有病，请求休假。我们三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１９５页。）。李先念请求休假，反映了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厌倦心情和无法再继续工作的困境。

　　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３日，李先念抱病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李先念在平时讲话很少照念稿子，这次一反常态，照稿宣读。这使与会人员感到吃惊，意识到党内出了大事。袁宝华回忆说：“计划会议结束时，先念同志讲话。大家都很奇怪，说先念同志是向来不拿稿子讲话。这一次是拿稿子讲话，念完稿子就宣布散会。大家知道形势比较严重。”（《访问袁宝华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李先念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讲了四个问题。他首先肯定这次会议开得是认真的，有成绩的。他强调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其次，充分肯定了１９７５年工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粮食产量达到５６００多亿斤，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产量。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１４４％。中国制造的地球卫星返回地面。文教、卫生和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第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二十条）不成熟，回去不要传。第四，讲了１９７６年农业、工业、市场安排和三线建设、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也讲了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结束时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３日））。会议后，李先念再次“靠边站”，除了会见一些外宾和批复极少数必须由他批办的文件外，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各次中央打招呼会，他都请假。不久，他在国务院分管的工作由李素文代替。

　　１月３１日，张春桥以受中共中央委托之名，找李先念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提议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情况，以及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的决定。他还特别强调说，要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李先念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说明自己的身体情况，要求继续休养。

　　李先念经过反复思考，给中央写了一份正式“检讨”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在主持工作期间，犯了路线错误，我是执行了小平这条错误路线的。

　　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我也宣传了这个错误纲领。在起草发展养猪业的文件上，用了这个错误提法。计委起草的“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中，也写了这个错误纲领。这个文件虽然是我们国务院少数同志议论的，没有成为正式文件，但征求过一些企业的意见，已经流传出去。因为我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我应负主要责任。

　　小平提出整顿，先整顿工业、农业、商业、军队等等，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是要狠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很合我的口味。

　　在处理一些省和单位的革命问题，涉及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时，我们曾强调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等指示。

　　在对待老、中、青三结合的问题上，过去还是比较注意‘青’的，但在小平同志强调‘中’，说青年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时，又感到有道理，没有丝毫抵制。

　　在教育革命和科研问题上，我根本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调查，只听到一些片面的错误的反映，就跟着发表了错误意见。

　　总之，我执行了小平的错误路线，虽然在个别问题上，曾向小平提过不同意见，那只是枝节问题，决不能减轻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李先念给毛泽东、党中央的信底稿》（１９７６年２月））。

　　邓小平因领导全面整顿再次被打倒，李先念因积极支持全面整顿再次“靠边站”。

　　综上所述，在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中，李先念完全支持和积极配合邓小平的工作。然而，《十年一梦―――徐景贤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一书，在叙述相关历史时，其中的回忆是有悖历史真相的。

　　在《十年一梦》中，徐景贤历述了他在十年“文革”中造反、夺权、当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最后被判刑的情况与思想活动，其中有一目的标题是《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这是事实，有据可查。说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有什么事实根据呢？徐景贤写道：“１９７５年国庆节前后，有几批重要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紫云轩的书房里接见外宾，会见结束后，李先念有单独与毛泽东谈话的机会。”“他对毛说：‘最近有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徐还说，他看了许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他认为这是他一大“新发现”，而其惟一的根据，就是听王洪文说的。事实究竟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１９７５年９月到１０月，即徐景贤说的国庆节前后，经查当年的《人民日报》，这段时间毛泽东会见外宾共有５次，其中，邓小平参加陪见的４次，李先念参加陪同的只有１次，而不是徐景贤说的“有几批重要外宾由李先念陪同去见毛泽东”。　李先念陪同毛泽东会见马里共和国元首特使特拉奥雷夫人，是在１０月１９日。在这次会见外宾之前，毛泽东先后收到了由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两封信；又于９月２７日听了毛远新诬蔑邓小平“有一股风”的汇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引起了对邓小平的不满。毛泽东会见马里客人后，把李先念留下，又把汪东兴叫进去，在场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司长唐闻生、秘书张玉凤。这次谈话内容由李先念、汪东兴整理的记录全文如下：

　　“毛主席接见马里外宾后留下先念同志，后叫东兴同志进去，还有海容、闻生、玉凤同志参加。（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晚）

　　毛主席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指主席）。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和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你们两位（指李、汪）批过后，还在用。迟群又不是坏人，就要打倒？

　　我在北京（指毛主席），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你们六人（指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迟群暂不调，刘冰调出清华大学。

　　蒋南翔、陆平也是解放了嘛，现在又要打倒迟群他们了。

　　以上是我们两人回忆记录，可能有错的地方，请张玉凤同志补充”。

　　张玉凤看过记录后没有做什么补充。１０月２７日，毛泽东圈阅签名，表示同意李、汪整理的记录。那么，这份谈话记录整理时，是不是没有把李先念讲的话整理进去呢？毛主席是不是还同李先念单独谈过话呢？为弄清这个问题，笔者访问了在场的两位当事人。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４日，王海容接受我们访问，她对我们说：“这次谈话我始终在场，没有听到先念同志讲什么话，更没有听到先念同志讲邓小平的事。先念同志也未单独和毛主席谈话。先念同志一向比较谨慎，在当时政治斗争很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涉及江青一伙的事，他都很少讲话。”１２月６日，我们又访问了毛泽东晚年的秘书张玉凤。她看了徐景贤《十年一梦》中《毛远新、李先念告邓小平状》一目后，也感到吃惊，说：“先念同志不是锋芒毕露的人，待人很和蔼，没有听说他反对邓小平。”她还从毛主席当时身体情况说明，李先念不可能单独和毛主席谈话。她说：“毛主席这时身体不好，说话不是很清楚，需要能听清他讲话的人重复一遍，别人才能听懂，所以谈话时都有工作人员在场。”

　　上述事实说明，无论是当时谈话记录，还是当事人的回忆，都说明李先念没有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更没有发生李先念告邓小平状的事。而王洪文不是当事人，怎么会知道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的事呢？据徐景贤说，此时王洪文还在上海，１１月看到清华大学简报后，才回到北京的。王洪文说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又是听谁说的呢？徐景贤为什么不说清楚呢？可见，徐景贤的说法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只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本文作者《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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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zzzzzz

(责编：蒋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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