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高扬的“联合政府”
米高扬通过1949年1月底访问西柏坡给毛泽东施加压力，希望尽快成立联合政府，并以此来阻止中共军队的南下。他劝告毛泽东赶快渡长江夺取南京和上海，并遵照联共（布）中央指示，建议中共“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从表面上看，米高扬的这些建议是为中共着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占领南京或上海后，在联合的基础上“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中共就必须将无往而不胜的解放战争停顿下来，将主要工作集中在建立联合政府的筹备工作上。占领上海或南京后立即成立联合政府，绝对不利于彻底扫荡蒋介石势力的斗争。对夺取上海、南京和组建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不着急。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不应急于建立政府”，“没有政府更便于活动；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中共要对其他党派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毛泽东正面拒绝了米高扬的建议。毛泽东早预料到米高扬会提出“联合政府”的问题，因为1月14日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提出了建立中央联合政府一事（斯大林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所以对米高扬的这些建议，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笔者认为，米高扬的建议与斯大林调停属于同一性质，因此才会有前述周恩来对刘晓讲的那段话。说：“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有的学者没有注意到周恩来指出的“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是指过早地成立联合政府，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而否定斯大林劝阻渡江整个过程，是不妥当的。（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江的探索》，《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第56―58页。）
三、斯大林阻止渡江的原因分析
1、斯大林怕美国武装干涉
1948年下半年，中国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美苏两国冷战越来越激化。在欧洲，斯大林对柏林实行封锁，但出乎他预料地遇到了美国的强烈对抗。杜鲁门总统于1948年6月28日批准，向英国派出60架能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这一示威行动对苏联后来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Richard K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Washington,DC:Brookings,1987),pp23―31；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在封锁柏林事件中，斯大林亲眼目睹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苏联驻华大使馆连续向国内报告说，美国武装干涉中国，不放弃垮台的蒋介石。苏联大使馆认为，如果中共不参加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理，会实行武装干涉。这些报告对斯大林的对华决策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前引斯大林在1949年1月1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说，如果中共拒绝和谈，“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共产党不会有和平，因为它不想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斯大林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致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10―113。）所以斯大林认为，一旦国共谈判开始并停止军事行动，也就不会给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
1949年4月即渡江前夕，斯大林更加担心美国干涉，特别提醒毛泽东说：“美国、英国和法国可能采取从经济封锁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之后，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CH冈察罗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谈话》，《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第73页。）
斯大林怕美国武装干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相信中共军事力量。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太弱。（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页。）如果美国派一两个师，就会击败中国人民解放军。（2004年9月份，笔者在莫斯科采访列多夫斯基教授记录。）1949年1月，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仍没有改变斯大林的看法。（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7。）
2、将美国注意力继续捆在中国
众所周知，苏联历来实行以欧洲为中心的政策。自莫斯科公国以来，俄罗斯―苏联在安全问题上遇到过四次根本性威胁，其中三次均来自欧洲，一次来自蒙古。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由于在历史上受到多次来自欧洲的威胁，而亚洲并不存在能够威胁苏联的实力，所以在二战后，苏联理所当然地对来自欧洲的威胁更加敏感。
从1948年夏柏林危机起，美苏之间冷战激化。1948年3月形成的《布鲁塞尔条约》，当年9月4日成为《西方联合防御组织》。1949年4月该组织发展为北约（NATO）。西方军事集团的出现，使苏联对自己的安全保障感到空前的危机。因此，消除欧洲方面的威胁，保证自身安全，就成为斯大林要处心积虑解决的问题。当时苏联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整体实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天壤之别。
国共内战以来，中国成为消耗美国物资和金钱的无底洞。（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援助，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454页。）从苏联全球安全战略来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从中国继续维持分裂的状态，而继续成为美国资源消耗的无底洞、把美国的物资力量和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当然最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
事实证明，苏联一直采取以欧洲为中心的政策。让中共自己决定也好，通过调停也好，或者“联合政府”的形式也好，都是使中国处于所谓“南北朝”局面。这样，一来可以避免斯大林担心出现的因美国武装干涉而使中共崩溃的局面，二来将美国的物资资源及注意力继续捆在中国。此外所谓“南北朝”状态，更有利于确保从《雅尔塔协定》签订以来苏联所取得的一切在华利益。〔作者金东吉(Donggil kim)，韩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客座研究员，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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