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与《东方红》 (3)

钟兆云

2010年05月26日08:4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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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排演中，只要能抽出时间来，刘亚楼几乎场场都到。这对演员是个极大鼓舞。刘亚楼和文工团导演并排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对每一个表演动作，对每一句唱词，他都认真地揣摩，发现问题马上告诉导演。有时还特意趟到乐池或礼堂后排，了解乐队是否压唱。他说：乐队伴奏要强调“伴”字，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搞“自杀”政策。排练告一段落后，他站在台上给大家即兴讲评，提出修改意见。演员们亲切地称他为“司令员级的导演”。这在全军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精心苦练，终于可以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牛畅建议叫《东方红》，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牛畅带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两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两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领导人先后亲临观看。首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剧照、歌曲和评论文章，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传统教育”。

　　为祝贺演出成功，空军党委特地请剧组吃饭。刘亚楼还叫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广泛收集反映和意见，要求文工团下工夫千锤百炼。该剧经修改后，于国庆节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公演，中央、北京广播电台竞相播放。其中《十送红军》一歌，很快在北京继而在全国广泛流传开来。这年底，应上海市委邀请，剧组赴上海演出。从12月25日演到1962年2月14日，演出40场，观众达7万多人。尔后又赴西安、张家口等地公演，普遍受到赞扬。

　　1962年5月，怕光、怕风、平时极少看演出的林彪也亲临观剧，提出三条意见：一、这是对部队搞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二、各大军区文工团都要照空军的样子排演；三、八一电影制片厂要给这个剧拍电影，要拍彩色的，那么多红旗、红袖标、红缨枪，黑白的不好看嘛。林彪指示下达后，当时每年仅有一部进口彩色胶片的八一厂，将原计划用于拍摄故事片《农奴》的彩色胶片让了出来。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神州大地引起了强烈轰动，尤其是它的艺术形式，更是令人刮目相看。该剧开了大型歌舞艺术先河，只是在当时，国内舞台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一名称，究竟将它归于哪一类剧种，首都文艺界曾引起过一番争执。称它是歌剧、舞剧、歌舞剧、大合唱，都不太贴切，有人称之为“四不像”。彭真表示：四不像就四不像，非驴非马，骡子更有劲。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能唱红全国，除了刘亚楼的幕后“导演”，还跟他发现人才有密切关系。1961年初，刘亚楼在杭州开会期间，在篮球场瞅见了空政文工团的男高音歌唱家秦万檀，立时就有了个想法，马上把秦万檀叫到跟前，要他不能光唱歌不跳舞，也要学一学跳舞。秦万檀顿时愣住了，要知道，独唱演员历来都是在台上做几个动作，比划比划而已，由一群姑娘小伙在旁边帮着跳就行。他道出了难处，诸如学舞蹈一般是十几岁前，自己已过30了，甚至还把自己的体形不如舞蹈演员苗条等原因都说出来了。可刘亚楼却认定了这事，商量的语气变成了命令的口吻：你找舞蹈演员李光教你跳舞。

　　司令员叫练，秦万檀焉敢不练，何况空军上下都知道，从枪林弹雨出来的司令员，不仅在战场上名声赫赫，在舞场上也独领风骚，对舞蹈并不外行。

　　刘亚楼让秦万檀在剧中跳舞，绝不是花拳绣腿，而是要真下功夫的。秦万檀在舞蹈演员李光辅导下，天天早晨跟着舞蹈队练功，后来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里面就用上了。在全剧中，秦万檀又唱又跳又表演，从《西江月·井冈山》、《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到《延安颂》，从独唱、领唱到二重唱，从井冈山时期唱到延安时期，唱了十几首，从头唱到尾，从头跳到尾。

　　当八一厂拍摄电影时，导演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想换主角，可换了几个人，都不如秦万檀唱得好，换人之事只好作罢。没多久，导演又觉得秦万檀的银幕形象不甚理想，想把本厂走红的电影明星王心刚换上去，让王心刚表演，光张嘴不唱（套用现在的行话，即假唱），由秦万檀躲在银幕后唱。刘亚楼听说后，坚决不干，生气地说：我们空军的东西，干嘛叫别人来演！王心刚又不会唱，还叫秦万檀唱！这一发话，谁也不敢再提换人的事。表演唱在全国公演近百场，仍在不断修改、补充内容，以求精益求精。直到1963年八一厂将它拍摄成电影艺术片，才算定型。

　　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畅，要去了剧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华东数省的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排练，时间跨度延伸至“大跃进”。

　　周恩来看过空军和上海的两场大歌舞后，萌生了一个念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临近，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因此指示不仅要把已拍成电影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国放映，还要在此基础上，搞一个更完整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这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总政文化部。刘亚楼表示：排《东方红》，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于是牛畅担任这部大型歌舞演出筹备组副组长，张士燮参加《东方红》领导小组下设的文学组，参与创作排演。空军《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设计张敦仁担任了《东方红》的舞美设计组组长，空政文工团还派出60多位演职人员参加舞蹈等组。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剧组的创作人员看了一星期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电影，后来采用了其中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在内的10多首歌。

　　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取得了巨大成功，总导演周恩来在总结会上对空政文工团付出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他特别提到：《东方红》是在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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