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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两万里——贺龙在长征中 (5)

2006年09月21日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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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战土苏醒了，慢慢睁开眼睛。当他发现自己躺在总指挥的怀里时，挣扎着想挪开身子，吃力地张着嘴唇，声音极微弱地说道：“老总，放…放下…我，留着精力领导大家继续前进吧！”

　　两颗豆粒大的泪珠滚落出来。

　　这时，贺龙象一位慈母，一边安慰战士，一边打开自己的被子，把战士轻轻地放进被窝。随后，自己也挨着战士躺下来，有体温给对方增加热量。可是，战土病得太重了，没有等到天明，就在老总身边与世长辞了。

　　第二天拂晓，贺龙把副官处的同志叫到眼前，沉痛地说：“你们去把这个同志的籍贯、姓名、所在连队查一查，记下来，等革命胜利了，也好告诉他的家乡亲人，他是在雪山上牺牲的！”司官处的同志回答道：“昨晚已经查过了，他是洪湖根据地入伍的，叫李传兴，在四师当战士，因病掉队。”于是，贺龙同大家一起，把李传兴的遗体抬到一座高坡上，扒开积雪，放进雪窝，然后用一层层冰块和积雪掩埋好，贺龙亲自捧来一捧雪，撒在上面，脱掉军帽，向战友告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甘泗淇在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写道：“我们渡过金沙江，向中旬前进中间经过一(个)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结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的致死亡近百。”

　　中甸联谊

　　翻过哈巴雪山，贺龙率领前卫四师，来到废藏高原南部名城——中甸。

　　这座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清朝时设为中甸厅，民国初年改为县，版图虽然划在云南省，实际归西藏噶夏政府指挥。这里虽属山下，但地势很高，气温较低，与鲜花盛开酌丽江坝子在季节上能相差两三个月。

　　贺龙和卢冬生迎着高原上的寒风，骑马走在卵石铺成的狭率街道上，只见街旁一间间矮小的店铺紧闭着门，有的还上了厚厚的门板。街上冷冷清洁，不见行人，先头部队的指挥员跑来报告说；盘踞小甸的藏族土官、国民党江防总指挥汪学鼎带领“民团”在格鲁湾大崖房放擂石阻击我军被打垮后，已经逃离中甸。城里居民受反动宣传欺骗，大都上了山，部队进城时只找到了几个孤寡老人。城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归化寺，占了一面山坡，四周高墙环绕，墙内殿堂千间，据说住着几百名喇嘛，还有枪炮。我们进中甸后，他们紧闭庙门，不与往来……

　　听了先头部队的报告，贺龙点起金堂烟，边吸边想：二、六军团已经垮进了完全陌生的与汉民族有着严重对立情绪的藏族地区，在这个地区，第一位重要的恐怕不是直接动用手中的枪炮，象在金沙江以南那样，而是要在武装斗争的配合下妥善处理民族和宗教这两大问题。这两件事办好了，少用枪炮也能顺利通过；否则，将天天打仗，四面楚歌。

　　对少数民族要尊重，要讲平等，不能搞大汉族主义，这方面的事情，贺龙历来是懂得的。因为他领导的红军，从一九二八年在洪家关建军的第一天起，就是一支多民族的部队，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后来又加入了彝族、布衣族、纳西族兄弟。他本人从小生长在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家里有许多少数民族亲友，他的母亲王金姑就是土家族山寨中的一员(2)。所以，无论从道义上和感情上，他都明白对少数民族必须讲政策，讲团结，不能蛮干。对藏族他比较生疏他没有到过西藏，缺乏亲切，对藏胞的风俗习惯和汉族军队进入藏区必须注意的事项，虽然早年当营长的时候听别人说过一点，也不甚了了。

　　他根据过江以来在小中甸和中甸看到听到的情况，同卢冬生商议后，对各部队作了以下规定：一、我军人员一律露宿街头，不住民房，不进经堂，不撕毁藏胞门楣挂着的红布和门板贴着的佛像；二、不进寺庙，不侵犯僧侣利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三、公买公卖、态度和蔼，爱护藏胞牲畜、庄稼；四、这一带吃水困难，要帮助藏族老人背水；五、上街刷写保护藏胞的标语。各部队认真执行了。

　　康藏高原当时正处在封建奴隶制社会，政教合一，归化寺和当地的土司、头人是“三大领主”，握有对一切僧俗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归化寺里八个“康参”(类似八个部门)的主事人八大老憎组成的“老庄会议”，又是全寺的最高统治者。红二、六军团进中甸后，归化寺的喇嘛惊恐异常，

　　他们有的要求八大老僧组织金寺武装，把“汉人军队”打出去；有的主张派人到附近联络救兵；有的随土司、头人逃进了深山。八大老僧立即召开老庄会议，研究对策，当他们听说红二、六军团兵强马壮，汪学鼎根本不是对手，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时，他们打消了武力对抗的念头，改为派代表去谈判。可谁愿意当这个代表去面见传说中“可怕”的红军呢？八大老僧，没有一个愿意冒这风险，任务推来推去推给了归化寺保管青梨的下级僧官夏拿古瓦。夏拿古瓦也很害怕，临行时向老庄会议提出条件：“如果我死了，我一家老小的生活应当由寺庙赡养。”

　　第二天，贺龙在二军团指挥部热情接待了归化寺代表，夏拿古瓦战战惊惊地被带进指挥部，四肢不停地发抖，连头也不敢抬。贺龙主动同他打招呼，很有礼貌地请他坐下、抽烟，耐心地向他解释说：

　　“红军不是你们以前见到的那种欺压藏胞的汉人军队，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不打人，不骂人，不进寺庙，不闯民宅，公买公卖，你们不必害怕。我们进入贵县，只是借道北上，并不打算停留。唯一有求于你们的，是希望帮助筹集粮秣，我军一律用现金购买。”

　　说完，贺龙拿出一封由他亲自署名的信件交给夏拿古瓦，要求转给八大老僧，希望他们说服中甸僧俗民众各安生业，不要受国民党反动派恶意宣传的挑拨，协助红军顺利北上。贺龙还对夏拿古瓦说：“我将亲自到贵寺敬献哈达，以表示我们对宗教事业的尊重……”

　　从二军团指挥部走出来，夏拿古瓦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脚步也轻快了许多，他回到寺庙，绘声绘色地向老僧描述了会见贺龙将军的经过。说红军并不象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那样，红多子，绿眼睛，杀人不眨眼，而是一些尊重寺庙，爱护藏胞，和强可亲的人。他拿出贺龙署名的信，八大老僧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拿教八大老僧台鉴：

　　(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

　　(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招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

　　(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

　　(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决照价支付金两。

　　〔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贺龙

　　四月二十九日

　　老僧们看过来信，喜上眉梢，决定以寺庙名义帮助红军解决粮秣。喇嘛寺的门开了，小街上铺了檀布，一队队小喇嘛背着羊皮口袋装的青稞倒在檀布上，供红军购买。八大老僧还破例赠给二、六军团一些“碗碗糖”(3)。康藏高原不产糖，糖在这个地区是极为珍贵的。为了表达对贺龙将军的敬仰和对红二、六军团的拥戴，八大老僧还决定提前在寺内举行“跳神”仪式。“跳神”，原来是祈祷消灾的，后来演变为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一般在每年冬月进行。八大老僧决定破例提前举行，说明贺龙联络归化寺上层人物工作的成功。

　　“跳神”那天，贺龙、李达带着三、四十名红军干部、战士提前来到会场。贺龙身穿六个兜的灰色军装，一字胡修得整整齐齐，腰扎宽皮带，格外威武。仪式开始时，他首先代表二、六军团讲话，对归化寺和中甸藏胞给予的支援表示感谢，向寺庙敬献了洁白的哈达，还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红绸锦幛一面，上面写着“兴盛番族”，祝福藏族人民繁荣昌盛。八大老僧也回赠哈达。这时，欢快的锣鼓声响了，三十多个戴着牛马面具的喇嘛一对对地出来跳舞，舞姿豪放粗犷，演出了佛经里的种种神奇故事。贺龙、李达端坐在会场上首，喇嘛请他们喝了香喷喷的酥油茶。

　　贺龙和红二、六军团在中甸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到十天，但影响很大，许多逃进山里的藏民、喇嘛在红军模范行为的感召下，纷纷下山。他们说：“过去国民党兵来中甸不是打骂，就是抢东西，红军好，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不害怕了。”有的伸出大拇指夸奖说：“红军亚磨类(很好)！自古以来，没有听说有这么好的军队。”

　　五月初，红二军团在筹集粮秣之后要向西康德荣进发了，红六军团也准备过几天向定乡(今乡城)前进。贺龙同红二军团一路走。临行前，他又给八大老憎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并各带武装，为本军作前驱，沿途与番民接洽大军通过事宜……”归化寺按照要求作了安排。贺龙离开中甸那天，僧俗百姓夹道欢送，热闹异常，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喊：“嘎雷松(慢慢走)，纽巴霍(快快回)！”藏胞一直目送这位汉人将军骑着牲口拐过山脚，才快快而回。

　　甘孜抗霸

　　六月底，迎着高原和煦的阳光，贺龙率领红二军团经过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来到雀儿山下的甘孜。

　　四方面军派一支部队在九十里外的绒坝岔和当地藏胞一起夹道欢迎。喇嘛寺的红墙上写着耀眼的大标语：“向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致敬！”当二军团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走过来的时候，欢迎的

　　人群里暴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转战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贺龙被热情的主人引进事先为他准备好了的住房，这是一座宽敞的康巴人居住的三层楼，第一层住牛羊，第二层住人，第三层是晒台和经堂，贺龙爬上直上直下的梯子，住在第二层。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用门板支起的床上铺着新絮的麦秸，门口整齐地码着劈好了的柴火，水缸里盛着满满的清水。贺龙刚刚坐下。警卫员捧着一摞厚厚实实的毛衣、毛袜走进来了，报告说：四方面军战友亲手编织了大批毛织品，送给二、六军团每人一件御寒。

　　看到兄弟部队深厚纯朴的阶级情谊，想到明天就可以同分别九年的朱德、刘伯承以及四方面军的各位领导同志见面了，贺龙，这个长期鏖战在湘鄂川黔的红军领导人，心里格外高兴。

　　晚上，四方面军一位师的干部请他和任弼时等同志吃饭。“接风宴席”不是糌粑糊糊合野菜，也不是牦牛肉，而是地地道道的海味山珍——海参和鱼翅。哪里来的这些名贵的佳肴呢?贺老总一问，那位干部说，解放甘孜时他们从国民党保安团手中缴获的，没有舍得吃，特意招待二、六军团首长。这就更使他们感动了。

　　可是，就在宴席没有开始的时候，红二军团中唯一的女指挥员李贞无意中在屋里发现了一本“识字课本”，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同二、六军团不提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事。”

　　这一下，宴会的气氛变了。贺龙严肃而焦虑地向那位干部询问起一、四方面军之间的事来，眉宇间凝成了一个疙瘩。

　　蒋介石的大军在到处追剿我们，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又踏进了华北，此时此刻正需要全党和各路红军铁一般的团结，艰苦奋斗，是谁这样不顾大局，竟敢做出破坏内部团结的事……

　　去年八月，二、六军团同党中央直通的电讯联络，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中断了。十月间，周恩来副主席用明码电报询问我们的近况，按规定用密码回电后，接到的复电，署名不是周副主席，而是张国焘……

　　当时，张国焘已经当了红军的总政委，以他和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同二、六军团联系，不能说有什么不要。可是，他这个人，容易左右摇摆，好搞宗派活动，实在令人担心……

　　今年春天余庆突围的路上，电台突然收到中央拍来的十五个字：“主力红军已抵陕北，中央找你们很久。”这时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中央已经不在川西。可是，中央既然万里跋涉与四方面军会了合，为什么又分开行动呢?其中必有文章。

　　路过金沙江以后，队伍日夜北上，一天天接近了甘孜，贺龙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两支主力红军即将会师西康；紧张的是担心党内出了大问题。……

　　六月初，王震从甲洼拍来的电报证实了这个不祥之兆，揭开了他心中之谜。张国焘派人到六军团散发攻击党中央领导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小册子，被王震扣下了。中央遵义会议以后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张国焘为什么要这样干？党中央好比一个人的头，各方面红军只是四肢。哪有四肢不保护头颅的道理！

　　几个月来，贺龙接触到的有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种种情形，一幕一幕地重新闪现在眼前。

　　饭后回到驻地，卢冬生对他说：“二军团也接到了小册子《下部必读》，是用经文纸的背面刻印的，内容讲中央的坏话。”贺龙大发雷霆，卡着腰站在喇嘛寺前下令说：“干部必读不准看，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同任弼时、关向应带上少数随行人员向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进发了。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都在那里，六军团战友也从普玉隆集中到了这个地方。朱总司令听说贺龙他们过来了，兴奋得亲自走出十多里，站在路边翘首相迎，贺龙的马跑在最前面，他老远就看出了是朱老总，提前飞身下马，大步跑了过来，朱德也激动地张开双手，迎了上去。顷刻之间，两位中外闻名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久别重逢，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总司令，你好哇！”贺龙的大手亲切地扶在比他大十岁的朱德宽阔的肩膀上。

　　“你们辛苦了！”饱经风霜的朱德象慈祥的兄长一样微笑着仔细端详了贺龙，赞扬说：“贺老总还是那样精神，和当年南昌起义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略微瘦了些。”又挨个去握弼时和向应等同志的手。他愉快地说：“你们来了，我的腰杆子硬了，团结工作更好做了。”弼时、向应也都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总司令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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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济网

(责编：武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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