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雪山草地之苦永生难忘”
雪山、草地，埋葬了不知多少红军战士的地方。
过雪山草地，是党中央为了避开敌军的强大势力而作出的艰难抉择。但是在这里，红军虽然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痛苦和牺牲，却并不亚于战斗中的伤亡。对此，涂将军有着切肤之痛。
“雪山海拔在5000米上下，终年积雪，经常刮起七、八级甚至十级以上大风。山上除有少数民族走过的羊肠小道外，根本无路可寻。其实部队上山前已经询问了当地人，选择了最好时机，并有向导引路，还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教育，要求大家做好防护准备，比如用有色棉纱保护眼睛防止雪盲；上山的当天，食足穿暖并带开水；每人准备一根棍子，用于探路或做拐杖；上山时要缓慢行进，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以免陷进雪坑。但即使如此，爬雪山时大家还是感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个个气喘，面色青紫，明显缺氧，这实际上就是高山反应不全症，不过，那时不知道这个病。”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索尔兹伯里写道：“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
过草地时，涂通今已是左路军第32军8团卫生所所长。“我们部队是从甘孜出发的，经阿坝到腊子口共走了40多天。草地一望无际，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时雨时风时雹，遍地有草无木，除小山坡略干燥外，大都是水草地，行走时只能踏着草丛墩子走，稍一踩偏，就有陷入泥坑的危险。因为空气稀薄缺氧，战士们个个面色如土，所以行军速度放慢下来，即使缓慢行走，也感到十分吃力，呼吸急促，甚至跌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注射强心针或樟脑酒精嗅闻的方法治疗了一些病人。40多天，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缺衣少食，饥寒交迫，许多人倒下就起不来了。我们采集野菜充饥，甚至把皮带、皮鞋烧焦煮熟吃。卫生所有10余人，发给我们一头牦牛驮粮食，等粮食吃完了，我们只好把它杀掉吃了。”
“再苦再累，我们卫生人员的工作也不能稍有马虎。每日到达宿营地后，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给病人看病、换药、发药，包括伤病员烫脚、开饭，我们医务人员也尽力帮他们做。有一次，我们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十几人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了，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休息对我们来说有时真比吃饭还重要。”
“过雪山草地之苦，真是让人永生难忘。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说到这时，涂将军说不下去了，嘴唇颤抖着。在我两次采访中，他第一次流泪了。我知道，他想起了牺牲在长征路上没见到新中国的战友们。
索尔兹伯里眼中的涂通今
1984年，76岁的《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全美作家协会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第五次来到中国，想圆一个多年的梦想——了解长征，走长征路。这位对二十世纪影响人类世界发展的大事件有着特殊兴趣的资深记者，曾经在二战时与埃德加·斯诺同为苏联战场的战地记者，从斯诺口中得知了许多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传奇事迹，多年来未能释怀。那年，他花两个多月的时间，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和妻子一起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主要乘坐吉普车、小型客车和指挥车，行进在当年红军男女战士们完全徒步走过的地方”。那次，他还采访了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涂通今，与原总后卫生部部长孙仪之一起，也接受了索尔兹伯里的采访。
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索尔兹伯里带着一个年轻的助手，与两位中国将军对面相坐。两小时的谈话中，涂通今向他系统地介绍了红军长征中的卫生工作。后来，索尔兹伯里在他1986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涂通今做了这样的描述：“涂通今医生1984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戴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像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④1958年主持国内首创经小脑幕上入路切除听神经瘤手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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