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中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
毛泽东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二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重温这段话，我们依然感到震动——没有比它对长征的伟大和艰苦概括得更为准确的了。
长征开始时，涂通今从第九军团八团医生调任兵站医院主治医生。那年他20岁。
怀着对长征的崇敬与好奇，我向将军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医疗救护最需要卫生保障，而当时物资那么匮乏，你用什么处置伤员？行军那么紧张，救人又刻不容缓，你何时处置伤员？有不少人是因为环境和条件的恶劣而失去了活着的机会吧？
涂将军回忆说：“我们红九军团由罗炳辉率领，在长征中处于右后卫位置,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容主力部队掉队的伤病员。遇有敌情时，红军常常要急行军或强行军，有时候一天一夜赶百多里地，体弱掉队的很多。如果发生战斗，还会有大批伤员下来，我们医务人员就要舍生忘死地把伤员抢救下来。”
“当时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还得有人举着油灯照明。药品和医疗器械是无价之宝。上世纪30年代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长征中就更是金贵稀缺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我的助手，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姓杨，相当肯干，可爱、听话，开始是肚子疼，行军打仗都忍着，后来肚子越来越大，知道可能是阑尾炎，但是没有抗生素，没有消炎药，最后肠穿孔了，眼睁睁看着不行了。到了赤水河边的茅台镇附近，大家流着泪把他埋了，向他默哀。”
长征中最常见的病是什么？
“在苏区时，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总结了四种常见病：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长征时增加了战伤、肺炎、肠伤寒，胃肠病是第一位。长途行军，挨饿受冻，保证部队健康，更显得重要，这是战斗力的直接保证。为了预防和减少疾病，卫生人员还肩负着向部队传授卫生、防病知识的任务。比如我们要告诉部队喝开水而不要喝河沟池塘里的水，没有条件烧开水时也要尽量喝井水。另外，行军打仗全凭一双腿脚，部队打绑腿就是为了避免叮咬划伤、下肢溃烂。根据我们的经验，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无论如何要争取用热水泡脚，睡觉时作‘倒脚运动’，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脚痛和脚疱。所以条件再艰苦，每个班也要背两个盆，一个洗脚，一个烧水。”
你得过病吗？掉过队吗？
“我身体底子比较好，得益于在家乡时的锻炼，那时挑着担子随父亲一路翻山越岭从福建到江西到广东去卖盐、卖纸；二是家人疼我这个长房长孙，把肉夹给我吃，所以我营养比别人稍好一些。但长征那种劳累冻饿情况下，身体再棒的小伙子，也会有灾有病。我打摆子发烧，走不动路，首长让我骑他的马，我哪里好意思，就拽着马尾巴昏昏沉沉地跟着走。大家都是这样，靠信念靠团结支撑着。”
“我当然掉过队！1934年11月，我们在湖南汝城西南的延寿圩遇到了长征途中第一场恶战。部队拥挤在一个谷道里，前有湘军堵截，后有粤军追击，我们且战且走，为了甩掉敌人，急行军中，有的伤员跟不上就留在战场上，我忙着处置伤员，停当后，发现部队已经不知去向了，我和十多个伤病员成了一支孤军。大家都意识到这种处境是十分危险的。于是我们互相搀扶，不顾伤痛、饥饿、劳累，拼命寻找部队。一路上不时听到敌人的枪声。到了第三天早上，远远发现一支队伍，走近一看，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同志，其中还有我在红军卫生学校的同学黄则安。找到了战友，我们拥抱在一起，真是激动啊！为这事我还受到军团卫生部长张令彬的表扬。”
“有一次差点送了命。在第一次抢渡赤水河时，一天夜里部队行进在长满荆棘的山路上，北风凛冽，雨点飒飒。我一下没有看清前边战友的白毛巾，一脚踩空，滑到悬崖下，等到醒来时，才发现自己被一棵长在峭壁上的老松托住。我拼命呼救，被收容队用接在一起的绑腿拉上来，成了一个沾满泥浆的血人。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个晚上，不少战友葬身于悬崖之下。”
我问涂老，当时你想什么？他说：完了。我说:你完不了，还有大事等你干呢！
②风华正茂的涂通今留学莫斯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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