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11日一早，胡福明听到了中央电台的广播，随后看到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时，胡福明喜不自禁，高兴地拥抱着妻子说：“我们终于胜利了！”
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
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胡绩伟遂电话转告杨西光，杨西光坚定地说：“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错！”
这一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后来，还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遭到最高领导和宣传部门领导的责难，而此时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也承受到巨大的压力。当孙长江的妻子一听文章是“砍旗”，压力很大。胡福明的一位朋友对他说：“老胡，你已经转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那些日子里，杨西光整天眉头紧锁，神色严肃。王强华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一天下午下班后，王强华到杨西光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只见杨西光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只是喃喃自语：“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把‘乌纱帽’给摘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于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困境这一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军队率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这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胡耀邦再次组织中央党校撰写《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反驳种种责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又一次得到罗瑞卿的大力支持。罗瑞卿先后仔细看了三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要求文章做到无懈可击。在他即将去联邦德国治病之时，还惦记着这篇文章，上飞机之前还指示《解放军报》负责人：“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先挨50板。”遗憾的是，罗瑞卿不久即病逝，没有看到真理的最后胜利。可以说，对这篇后来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姊妹篇的文章的关心，是他最后参与的一项政治活动，把他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真理，成为真理旗帜上一颗闪耀的明星。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邓小平离开了北京，他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是到处点火”。邓小平所到之处，都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的“到处点火”，对于争取各省市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各地部队首长们也对此表态，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
然而，斗争依然是艰巨的。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沉默还是被谭震林打破，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谭震林的文章大部分是支持实践标准的，《红旗》奉行的不卷入原则对此事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只得告知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万分为难。
在派人直接跟随谭震林挑明态度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他只得走“下策”，即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于是，那位总编辑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为此，“三比一”的阵势打破了。
这样，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党的中央主导权开始转向了邓小平这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回首往事，著名学者胡福明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历史需要回眸。同样，回眸历史需要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要经历史的检验考查才看得出其真正价值。1998年北京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畅销书《影响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最重要的文章》，被列入开篇之作的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此文的发表掀开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崭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从此，“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它犹如一株报春花，拥抱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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