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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贏得大發展

——鄧小平與中國的對外開放

2020年06月16日10:01    來源:廣安在線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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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紅

  “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

  對外開放,是鄧小平倡議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長期基本國策。

  鄧小平果斷地提出這一政策,首先來源於他對中國長期以來閉關鎖國、長期停滯落后的歷史教訓深刻的認識和總結,特別是對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的反思。他說:“我們吃過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以后清朝康熙乾隆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300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

  鄧小平下決心實行對外開放,也是他敏銳觀察當代世界經濟形勢和科技發展的結果。鄧小平說過一句話:“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他一再強調:“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二戰”后,世界發展的顯著特點是新技術革命迅猛發展,並形成全球性擴散,國際分工日益深化,經濟一體化日漸加強。這為發展中國家直接採用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利用國際分工的好處,跳躍式追趕先進水平,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同時,世界各國又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經濟和技術競爭,不能在這種競爭中站穩腳跟的國家,將會再次被歷史拋在后面。

  當時,對外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人們對資本主義的恐懼,怕對外開放會使中國變色。對此,鄧小平堅定地說:“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顧委全體會議上,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要達到在下世紀上半葉實現現代化的新目標,離開對外開放政策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

  “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雄韜偉略裡,對外開放的一個重大步驟就是創辦經濟特區。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調整國民經濟和當前的思想理論工作。

  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與主管經濟的省委副書記王全國一起赴京參加會議。廣東省代表團更重視的還是經濟問題。在會上,王全國代表廣東在中南組討論時,向中央匯報了廣東如何利用有利條件為國家多創外匯的措施。匯報是按廣東省事先准備好的材料講的,可習仲勛等不及了,在王全國的匯報過程中多次插話,向中央提建議。他說:“廣東作為一個省,等於人家一個或幾個國家,但現在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中央統得過死,不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補充說:“如果給廣東一個特殊政策,經濟可能幾年就上去了。”與會同志對習仲勛的意見都表示贊成,並且補充了許多建設性的建議。無獨有偶,在會上,福建省也提出了在廈門建立出口加工區的要求。

  會議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向鄧小平作了匯報。谷牧說:“廣東有這樣的思想,先走一步,劃一個地方出來,搞改革開放,然后全面推開。”鄧小平表示贊成。谷牧說:“但是名字定不下來。”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當談到解決配套建設資金時,鄧小平大手一揮,十分果斷地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年8月26日,經過反復論証、13次修改草稿,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並批准公布了國務院提請審議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4個經濟特區的設立,是中國對外開放航船揚帆啟程的重要標志。

  然而,對於成立特區引發的爭論更甚於國內改革。廣東省負責人感到壓力很大。面對諸多爭論,鄧小平決定去特區看看。1984年1月底至2月上旬,鄧小平赴深圳、珠海和廈門3個經濟特區進行考察。一到廣東,鄧小平就對前來看望他的廣東省負責人說:“辦特區是我倡議的, 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

  鄧小平欣喜地看到,短短幾年間,深圳和珠海等經濟特區,利用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大膽引進外資,引進外國技術和管理,使這兩個毗鄰香港和澳門的邊陲小鎮,迅速崛起,初具現代化城市雛形,到處生機勃勃。鄧小平心裡寬慰了許多,踏實了許多,更有信心了。他興致勃勃地先后為珠海、深圳和廈門經濟特區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對特區的肯定和鼓勵發自心中,躍然紙上。

  鄧小平的這次南方之行,引發了中國第一次沿海開放的高潮。

  “不只是對西方開放,其實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

  經濟特區的成功,使鄧小平把目光轉向中國的第二大島——海南島。1987年6月,鄧小平欣慰地告訴外國朋友:“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島經濟特區。”根據鄧小平的意見,海南島由行政區改為海南省,全島劃為特區。這個新的最大的特區的出現,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也表明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

  1988年,成立不久的海南省委、省政府,在海南發展可選擇的“上策、中策、下策”中首選了“中策”,即吸引外資在個別區域成片開發,實行封閉式隔離管理,特區中再套“小特區”,取得經驗后再在全島推開。於是,洋浦被推到海南改革開放的風口浪尖上。當年12月,海南正式向中央請示:將洋浦30平方公裡土地使用權,一次性出讓給外商成片開發。

  當由“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而引發的“洋浦風波”沸沸揚揚之際,鄧小平在海南省委的匯報材料上批示說:“我最近了解情況后,認為海南省委決策正確,機會難得,不宜拖延,但須向黨外不同意者講清楚,手續要迅速周全。”鄧小平的批示猶如一粒“定心丸”和一副“催化劑”,讓海南省的對外開放信心十足,快馬加鞭。

  1992年,鄧小平到南方視察,並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他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在這些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中央決定採取有力措施,加速將對外開放推向縱深。中國對外開放出現了新的局面。

  1992年,中央決定以上海浦東為龍頭,開放蕪湖、九江、黃石、武漢、岳陽、重慶6個沿江城市和三峽庫區。與此同時,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個邊境和沿海地區省會城市也被決策開放。隨即,還開放了綏芬河、黑河、伊寧、塔城等13個沿邊城市,鼓勵沿邊城市發展邊境貿易和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隨后,太原、合肥、南昌、鄭州、成都等11個內陸省會城市也陸續開放。這樣,就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

  然而,鄧小平眼中的對外開放,並不僅僅局限於對發達國家的開放這樣一個層面。1984年11月1日,他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他說:“我們還有一些人沒有弄清楚,以為只是對西方開放,其實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鄧小平關於對三個方面開放的思想和籌劃,也被稱之為全方位對外開放,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全方位對外開放,拓展了中國對外經濟活動的領域,有利於促進中國西北、東北、西南諸省的開發。以后的歷史發展還表明,對外開放的多元化,避免了中國經濟受制於某一個或某幾個國家,在政治上極為有利。

  (據2008年第11期《黨史縱覽》)

(責編:李強強、高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