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一群美國客人向鄧小平詢問他的性格特征，他含笑沉思后認真地回答說：我不過是一個老兵而已。我真正的本行是打仗。作為老兵，打仗最能體現鄧小平的風格特征。
鄧小平一生打過許多仗。從參與領導百色起義到轉戰太行山區，從挺進大別山到指揮淮海、渡江戰役，他都發揮了重大作用。而對鄧小平來說，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的三年”，最令他得意的是與劉伯承一起，在挺進大別山時率領十幾萬晉冀魯豫部隊，與蔣介石指揮的數十萬精銳部隊在中原逐鹿。這一時期充分地體現了鄧小平杰出的指揮才能和獨特的領導風格。
“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
把握時機，克服困難， 努力實現戰略目標的風格
根據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劉鄧大軍是在無后方支援的情況下，從敵人的心臟實施千裡突圍的。1947年6月，劉鄧大軍12萬余人在150公裡的地段上，一舉突破了蔣介石苦心經營、被司徒雷登稱為可抵40萬大軍的“東方馬其頓防線”黃河天險，接著又不失時機地取得了魯西南戰役的勝利，1個月殲滅敵人6萬多，揭開了偉大的戰略反攻的序幕。蔣介石急忙調集了13個師約20萬人的兵力進行圍剿，企圖壓迫我軍背水作戰，並准備挖開黃河堤壩，水淹劉鄧。與此同時，在陝北處境艱難的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一份三A級急電，要劉鄧火速南下。
軍情緊急。是讓連續作戰的部隊繼續前進，還是讓疲勞之師作必要的休整補充？鄧小平與劉伯承審慎地分析了情況，認為蔣介石決堤黃河放水，沒有什麼可怕的，黨中央有困難，必須義無返顧地、不顧任何條件地去實現中央總的戰略目標。他們毅然決定，機不可失，疾速南進，立即執行挺進大別山的戰略任務。8月初，劉鄧大軍提前結束了休整，下決心不要后方，長驅直入，千裡躍進大別山，憑著驚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難，戰勝了國民黨的追兵阻師。在行進過程中多次遇到十分險惡的關頭，劉鄧總是身先士卒，並肩戰斗。鄧小平反復對部隊強調：“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他明確表示：“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地打過去！”正是憑著這種“狹路相逢勇者勝”的英雄氣概，經過20多天的艱苦跋涉和激烈戰斗后，劉鄧大軍完成了挺進大別山的壯舉，實現了戰略進攻的初步勝利，成為全國解放戰爭的轉折點。
40多年后，鄧小平向他的女兒毛毛講述了當年的情況：“毛主席的電報很簡單，就是陝北情況甚為困難。隻有我和劉伯伯看了這份電報，看完后就立即燒毀了。當時我們真困難啊。但是我們二話沒說，立即復電中央，說10天后行動。用10天作千裡躍進的准備，時間已經很短了，但我們不到10天就行動了。當時，真是二話沒說，什麼困難也不能顧了。”說到這裡，一向性格內向的鄧小平“聲音略帶哽塞了。”
“在新解放區，不宜搞土改”：
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聯系實際進行創新的風格
國民黨聲稱：“不怕共產黨凶，就怕共產黨生根”，派出了15個整編師共26萬人的兵力圍剿劉鄧大軍。劉鄧大軍到達大別山區后，為了立足中原、站穩腳跟，一方面進行異常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機動靈活地開展運動戰殲敵，逐步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另一方面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運動，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建立鞏固的大別山根據地。
按照中央1947年10月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土地改革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但由於大別山區敵情異常嚴重復雜，環境極不穩定，群眾的顧慮很多，當時又沒有在新解放區搞土地改革的經驗，而且政策和策略思想准備不足，採用了老解放區搞土地改革的辦法。“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一些地區的干部又犯了嚴重的“左”傾急性病，片面地強調打土豪分田地，造成了隻依靠少數積極分子、強行分地分財、強迫群眾接受等急於求成的失誤。結果不但不利於發動群眾，反而造成脫離群眾、孤立自己的現象，影響了新區工作局面的開展。
鄧小平很快察覺到了這種情況。他經過深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及時地對進入大別山以來實行的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進行了反思。他在干部會議上明確提出：我們的干部應該有實事求是地執行正確政策和策略的能力，在制定土改政策和實施計劃時，要從新解放區的客觀實際出發，而不能從主觀願望出發。接著他立即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告了具體情況，提出了政策方面的建議，認為在新解放區，我們沒有牢固地站住腳之前，不宜搞土改，應採取適合新區實際情況的穩妥政策，進行清匪反霸、減租減息。當時，毛澤東正在根據各地反映的情況，對自己預計的新區土改的進程進行反思，考慮著如何改進新區土改的政策和策略步驟問題，因為這關系到爭取新區廣大群眾、迅速促成全國勝利的問題，對鄧小平的報告予以高度重視，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建議，還親自回電：“小平所述大別山經驗極為寶貴，望各地各軍採納應用。”鄧小平很快果斷地將這一工作方針開始實施，從1948年1月份起，大別山地區停止了土地改革運動，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從而糾正了錯誤，使地方群眾工作有了根本的轉機，同時也使我們黨在關於新解放區的土地政策問題上，形成了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科學認識。
“軍隊紀律壞，就是政治危機的開始”：
從嚴治軍，以身作則，爭取群眾信賴支持的風格
劉鄧大軍剛到大別山區時，群眾不敢接近他們，活動也不積極。雖然在此之前鄧小平就號召所有部隊發動了嚴格執行紀律的群眾運動，並制定了相應的措施，但是仍有些干部產生了急躁情緒，有時發生打人罵人、拿群眾東西、無償拉牛馬送病號的情況。這就更造成了群眾的恐懼心理。鄧小平了解到這些錯誤行為后，進行了嚴厲批評。他在各種會議上反復地從黨的路線、政策的高度，向干部戰士解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他說，一定要遵守群眾紀律，取得人民的信任，這是我們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關鍵。他指出：“軍隊紀律壞，就是政治危機的開始。”他為軍隊制定了極為嚴格的紀律：搶掠民財者槍斃，強奸婦女者槍斃。時隔不久，鄧小平在黃岡縣的一條街上，發現一個軍人刺刀上挂著一捆花布、一捆粉條，顯然來路不正，立即叫查，結果查明，那人是一警衛連長，立過戰功。有人說是不是可以不殺。最終為嚴肅紀律，必須執行槍斃，給部隊和群眾的震撼力極大。
鄧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則，嚴格要求。在嚴冬季節，颼颼寒風刺骨地冷，他和劉伯承在四處露風的屋子裡辦公時凍得直打顫，也不肯隨便動用老百姓的一把柴草烤火。劉鄧二人還親自動手用稻草灰染布，用樹枝彈棉花，自己用針線縫制衣服，給干部和戰士做出了榜樣。部隊真正執行了嚴格的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在群眾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群眾解除了顧慮，從而信賴和支持他們。
總之，鄧小平和劉伯承挺進中原的這段革命歷史，深刻地體現了他善於把握時機，實現目標﹔實事求是，敢於創新﹔從嚴治軍，爭取群眾等一貫的風格特征。鄧小平的這些風格特征，在以后的革命實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豐富。（金鳴娟 據2019年6月17日《北京日報》）
來源：廣安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