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觀鄧小平
上海是他的“有始有終”之地
黨史專家石仲泉最近很忙，採訪他時，他正在山東調研。
1938年出生的石仲泉，上大學時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哲學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后來機關解散分配到首鋼當工人。1972年后分配工作在基層黨校教馬列經典著作，在北京市委宣傳部搞理論宣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被調至中央文獻研究室(當時叫“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辦公室”)，主要參加毛澤東、周恩來著作的編輯和研究工作。
曾經有人勸他，這樣的學術研究有一定風險，也不一定有成就。但石仲泉相信，隻要不危害黨和國家的利益，就不會有大的政治風險。他這樣回答：“作為學者，對凡有學術價值的東西,都可以作為學問來研究。將時論作史論來寫，將政評當美文來作，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登峰不跟風，創新不妄論。”
2004年，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時，石仲泉的《我觀鄧小平》一書面世。彈指一揮間，十年過去。“這10年，本想退下來多多休息，但實際上退而未休，學術研究的活兒更多，寫作更忙了。”主要忙的，還是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研究。
請石仲泉觀鄧小平，他饒有興致，“你們讓我觀‘鄧小平與上海’，這個角度好，以前講得少。”
“上海是鄧小平的有始有終之地。”他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
有始，始自1920年9月11日。
16歲的鄧小平從上海黃浦江畔出發，從此踏上留學法蘭西、尋求救國之路的航程。這段場景，被視為鄧小平人生的一個新起點。也正是從黃浦江畔的這一刻開始，鄧小平與上海結下了四分之三個世紀的不解之緣。
有終，是因為鄧小平晚年多次來上海，僅春節就有7次是在上海度過的。1994年元旦，他還登上新錦江大酒店41層樓的旋轉餐廳，俯瞰上海全景。
從少年到暮年，從黃浦江畔登船求學，到率軍南下﹔從新中國建設，到浦東開發，鄧小平與上海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有始有終的背后，是鄧小平對上海長久的牽挂和重視。
在這麼多年對鄧小平的研究中，石仲泉還發現了一個“巧合”——鄧小平與上海的“有始有終”不隻在足跡上，也在思想上。
鄧小平這一生，在上海發表了很多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思考。在石仲泉看來，最為重要的就是“南方談話”。“上世紀90年代初，《解放日報》的皇甫平系列評論，傳遞了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戰略思考。對中國命運影響深遠的‘南方談話’等重大思考和決策，也離不開上海這方土地。”
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我觀鄧小平》一書中，石仲泉增補的內容，很多也是關於“南方談話”。“可能我對‘南方談話’有些偏愛，每每讀它，都感到它不是20多年前的文獻，而是非常具有現實指導性的當代文獻。”
雖然“南方談話”不到一萬字，但石仲泉把它看做鄧小平思想的精華、是鄧小平思想發展的一個高峰，“毫不夸張地說，所有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重大問題的思考，‘南方談話’基本都涉及了。講鄧小平理論，‘南方談話’是最重磅的。”
“這些年,不僅我個人而且相信許多人都有這個看法：如果不是鄧小平以他過人的膽識和魄力，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那麼我們國家在短短30多年裡經濟總量趕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絕對不可能的。”石仲泉說，“而這般重要的‘南方談話’，可以看成是鄧小平在上海這方土壤中，或者說是他在與視察過的一系列城市的互動過程中，誕生出來的思想。”
他的思想，也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上海的快速發展。
曾有著“著名金融中心”“遠東最大的經濟和貿易中心”“我國最大的工業生產基地和經濟中心城市”這些光環的上海，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展的速度與沿海部分省市相比，落在了后面。在鄧小平眼裡，上海是能夠帶動整個長三角地區發展的龍頭，是一張能夠左右全局的王牌。他曾經不無遺憾地說，之前沒有把上海作為特區，是一個失誤。石仲泉解釋，那時大家還沒有形成共識，有人認為上海搞資本主義太駕輕就熟，“拐個彎就到了”，把上海作為特區風險太大。然而回頭再看，鄧小平覺得耽誤了，所以才有了后來他力推浦東的開發開放。
浦東開發開放事關中國改革開放全局、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因而也成了鄧小平一直的牽挂。帶著這份牽挂，他一次次來到上海。1990年1月26日，農歷除夕，鄧小平來到錦江賓館，與上海市黨政領導共迎上世紀90年代第一個新春，鄧小平說：“我到上海來過春節。”他在上海度過了7個春節。
除了牽挂上海的發展，還有什麼吸引鄧小平前來？石仲泉想了想說，“思想合拍”。在他看來，上海匯聚了各領域的精英人才，對外聯系較多，接受新事物快，充滿活力。“解放思想，上海一直走得比較快。”
我拍鄧小平
他話不多，高興時臉上會泛出紅光
杭州。坐在記者面前，“老攝影”張蔚飛打開了記憶閘門，當年作為攝影記者跟拍鄧小平的往事，一一浮現。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來上海視察。參加報道的隻有時任解放日報攝影部主任張蔚飛和新華社的一位文字記者。從2月3日到2月18日，張蔚飛用鏡頭記錄下了鄧小平在上海的一個個生動瞬間。
“鄧小平話不多，但每次一高興，臉上會陡然間泛出紅光，連眉毛都挑了上去，還不斷向大家揮手。”
22年前小平的神情舉止，像膠片一樣，存在了張蔚飛的記憶裡。
1992年2月7日，春節裡隻休息了三天的鄧小平出發到他特別關注的浦東考察，他先到了南浦大橋，再到建設中的楊浦大橋工地。張蔚飛記得，那天天氣特別陰冷，鄧小平站在楊浦大橋橋塔東邊挨著黃浦江的一塊空地上，從江面上吹來的風沒遮沒攔。鄧小平轉身想看一下建設中的楊浦大橋，發現百米高處工人們正在施工，他頂著寒風，揚起手向橋塔上的工人打招呼。工人們激動極了，使勁鼓掌。張蔚飛趕緊按下快門，可令他遺憾的是，鄧小平說了些什麼，他一句沒聽清，“那是第一天跟拍，很緊張，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心隻想著抓拍他的神情了。”
2月10日上午，晴空萬裡，鄧小平到漕河涇開發區貝嶺微電子制造有限公司視察。他對高科技很感興趣，仔仔細細地在高倍顯微鏡下觀看隻有幾微米的集成電路。
那天讓張蔚飛印象更深的，倒是一檔“計劃外”的“節目”：按計劃，鄧小平與公司代表合影留念后就該上車返回，但臨上車前，小平同志看到大樓前聚集了很多技術人員，就主動走過去問候他們，還和前排的人一一握手。頓時，人群一下子沸騰起來，掌聲不息，大家都爭著伸出手和鄧小平握手。照相機、攝像機忙著把這個“突發”時刻點滴不漏地收進鏡頭，多年后回看，鏡頭裡全是笑臉。
2月12日上午，又是一個風和日麗的艷陽天。鄧小平一行驅車來到閔行區馬橋鄉旗忠村。當車隊在旗忠小學門口停下時，孩子們吹起鼓樂，跳起迎賓舞。鄧小平剛在孩子們面前站定，一個大約三歲的小孩搖搖擺擺走了過來。不知是誰說了聲，“過來讓鄧爺爺親一親”，陪同人員抱起孩子，鄧小平十分親切地上前吻了吻孩子。
這一刻被張蔚飛的相機定格，而這幅名為《親吻農家兒》的照片也流傳甚廣。時隔五年后，當張蔚飛再次來到旗忠村，找到了已讀小學二年級的湯佳赟，湯佳赟還特意寫下了“鄧爺爺新年好，我想您！湯佳赟1997.2.2”的字條，雖然孩子的字寫得稚拙，但對鄧小平的那份情感，都在紙上。
2月18日傍晚，張蔚飛的BP機突然響了，通知他晚上去市百一店。當天正逢元宵節，誰也沒想到，鄧小平當晚會出現在人流如織的南京路，而且當天市百一店沒有清場。張蔚飛壓力很大，預感當晚的拍攝或許是他攝影生涯中不可多得的機會，神經高度緊張。“兩隻手托著相機，兩眼緊盯著鏡頭，雖然是大冬天，沒過一會兒，我就一身大汗。”
“當天鄧小平顯得很激動，步履也特別輕盈，對商場裡的顧客、營業員頻頻招手，笑容始終挂在臉上。”在文具櫃台前，全國勞模馬桂寧給鄧小平介紹了文具用品，鄧小平把錢遞給他，他用塑料袋裝好4盒鉛筆和4塊橡皮交給鄧小平。為了選擇最佳角度，當時張蔚飛很糾結：如果站在櫃台上，太不文明﹔如果站在地上，角度又不夠好。最后他雙腿跪在對著文具櫃台的另一個櫃台上，定格了這一瞬間。
商場裡，顧客聽說鄧小平來了，都想一睹偉人風採，人群越來越擁擠。有一位30歲左右的婦女抱著一個約兩歲的孩子拼命往鄧小平身邊擠，警衛人員把她擋出去，但她剛退出又往前擠，如此三進三出。鄧小平見狀朝她招了招手，警衛人員破例把她讓進了兩米圈內。她一下子激動得不知該說什麼好，只是抓起孩子的小手向鄧小平招手，用這個質朴的動作表達一位普通市民對領袖的情感。倒是鄧小平緊走兩步，湊上去吻了吻孩子的臉。“可惜當時人實在太多了。”張蔚飛沒法擠到另一邊，以更好的角度拍攝。讓他至今遺憾的是，在匆忙中忘了問這位媽媽的姓名，至今沒能將這張珍貴的照片送給她。
當鄧小平准備離開市百一店時，南京路六合路口早已裡三層、外三層站滿了市民。鄧小平走出商場，市民們熱烈地鼓掌。“鄧小平一邊招手一邊快步走下台階，朝著群眾往前走了幾步，但警衛人員出於安全考慮，還是把他勸上了車。”
22年前的那幾天採訪，張蔚飛整整拍攝了10卷膠卷，這些珍貴的底片后來及時進行了數字化處理，都得到了精心保存。因為這組照片，張蔚飛獲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響的攝影獎項，每每提及這些，他總說：“不是我拍得好，而是大家把對鄧小平的熱愛轉移到了我的作品身上。”（《據2014年《解放日報》）
來源：廣安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