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緊跟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提出了一個鮮明的思想。這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后就鮮明地指出：“說什麼‘白專’，隻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比鬧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20世紀70年代末，一篇報告文學傳遍全國——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一個瘦弱的“書呆子”闖入了人們的眼帘，他就是年輕的數學家陳景潤。在徐遲的報告文學發表兩年前，是鄧小平堅定有力地支持了陳景潤的科學研究工作。他在第二次復出后，就鮮明地指出：“現在連紅專也不敢講，實際上是不敢講‘專’。”“說什麼‘白專’，隻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比鬧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鄧小平在“四人幫”十分猖獗的時候，就大膽地肯定了陳景潤不是“白專”。他說：“如果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個國家建設的后腿。科學研究是一件大事。”“現在科研隊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輕人，年輕人腦子靈活，記憶力強。”“這一段時間一些科研人員打派仗，不務正業，搞科研的少。少數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樣。陳景潤就是秘密搞的。這些人有點成績，這究竟算是紅專還是白專？像這樣一些世界上公認有水平的人，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得。”“中央表揚了這樣的人，對他們應該愛護和贊揚。”他的話在當時對鼓勵科技人員搞科研起了重要作用。
鄧小平還多次關心和幫助陳景潤解決具體困難。陳景潤的科研環境和生活條件都很不好，他婚后多年兩地分居，生活得不到照顧，住房也很困難，這些問題都是在鄧小平的關心下解決的。
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位老科學家，搞半導體的，北大叫他改行教別的，他不會，科學院半導體所請他作學術報告，反映很好。他說這是業余研究的。這種用非所學的人是大量的，應當發揮他們的作用，不然對國家是最大的浪費。他是學部委員、全國知名的人，就這麼個遭遇。為什麼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調到半導體所當所長，給他配黨委書記，配后勤人員。”鄧小平說的這位老科學家，就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的半導體專家黃昆。這段話是鄧小平在1975年9月26日講的。由於“四人幫”的干擾，黃昆調往科學院的事拖了下來。直到1977年，在鄧小平的直接關心下，黃昆才調入中科院半導體所。這中間，還有一個感人的插曲——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重新復出，他了解到在所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黃昆受到牽連。鄧小平多次托人向他表示歉意，說自己給黃昆惹了麻煩，使他受到壓力，黃昆很感動。后來，黃昆在半導體所有了較好的研究環境，作出了很大成績。
“改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在會議開幕時宣布：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1978年4月22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又發表了重要的講話，提出不但學生要尊重教師，整個社會都應該尊重教師。
在科技界和教育界，都把1978年看作是春天的來臨。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復出時，自告奮勇地抓教育和科技工作。他多次說過：“搞好教育和科學工作，我看這是關鍵。沒有人才不行，沒有知識不行。”他還說：“改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
鄧小平對教師格外厚愛。他大力呼吁要造成全黨全社會尊師重教的濃厚空氣，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他批准堅決恢復和實行大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而且還提出對特別優秀的中小學教師也“可以定為特級教師”。1979年，鄧小平親自批准景山學校的馬淑珍等3名小學教師為特級教師。
景山學校是黨中央為搞教改試驗而成立的學校。“文革”前，每年“六一”兒童節，鄧小平都在景山公園裡與景山學校的少先隊員見面，了解學校的教改情況。他長期關心著景山學校的成長。“文革”未結束時，他依然念念不忘支持景山學校進行教改試驗，多次派人到學校了解情況，鼓勵師生要堅定不移搞教改。1983年9月，景山學校全體師生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對學校的關心，同時請他對新時期如何進行教改作指示。第二天他就為景山學校寫了題詞，這就是著名的“三個面向”——“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是鄧小平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精髓。
1977年8月8日，一批老教授和老專家情緒激動地希望改革高校招生制度。鄧小平當即表態“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當年，570萬考生走進了關閉10年的考場
從“文革”開始到1976年，高考制度已經整整廢除了10年，國家出現嚴重的人才斷檔，各方面人士對推薦選拔的大學招生制度非常不滿，教育部收到的“人民來信”像雪片一樣多。一些老同志也給鄧小平寫信，認為恢復高考迫在眉睫。
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認真聽取代表們反映的對教育科技現狀的憂慮和意見。當清華大學黨委負責同志談到清華的教學質量很差，許多人隻有小學水平，入學后還得補習中學課程時，鄧小平尖銳地說：那應該叫“清華小學”“清華中學”。中國科學院系統和武漢大學等高校的一批老教授和老專家情緒激動地希望國務院下決心改革當時的高校招生制度，鄧小平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大家說：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當即表態“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然后他說：“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在座的教育家、科學家對鄧小平的話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1977年冬天，570萬考生走進了關閉10年之久的考場。僅北京市就有15.89萬人報考。當年全國高校就錄取了27.3萬新生。鄧小平還親自對高考招生繁瑣的政審條件作了大段刪改，明確指出：“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在鄧小平的果斷領導和精心設計下，短短兩三年，我國教育和科技事業就百廢更新，出現了蓬勃的發展景象。
1986年3月3日，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聯名給鄧小平寫信，提出應盡快制定發展我國高科技的計劃。鄧小平看到信后兩天之內就作了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著名的“863”計劃由此誕生
著眼於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鄧小平總是關注著世界科技的發展趨勢。他特別強調：“現在世界的發展，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裡，中國不能安於落后，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
鄧小平的心與科學家的心是相通的。1986年3月3日，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王淦昌、陳芳允、楊嘉墀聯名給鄧小平寫信，提出為了搶佔世界高科技的制高點，應盡快制定發展我國高科技的計劃。鄧小平看到這封信后，以他的遠見卓識和對科學技術規律的深刻認識，在兩天之內就作了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正是由於這個批示，才催生了“863”計劃。
我國的科學家很早就從事粒子物理研究，並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他們隻能在外國的高能加速器上進行實驗研究。科學家們一直夢想中國能有自己的高能加速器。他們提出了建造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議。鄧小平了解情況后當即在中國科學院的報告上作了批示：“我贊成加以批准，不再猶豫。”
1988年10月，實驗室建成后，鄧小平又去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全部設施。他和建設者們一起歡慶勝利的時候侃侃而談：“說起我們這個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我先講個故事。有一位歐洲朋友，是位科學家，向我提了一個問題：你們目前經濟並不發達，為什麼要搞這個東西？我就回答他，這是從長遠發展的利益著眼，不能隻看到眼前。”“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了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倪迅 （據2001年《光明日報》）
來源：廣安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