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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鄧小平

2019年06月21日12:57    來源:廣安在線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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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佐羅夫: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2)

當時的蘇聯,內戰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創傷尚未完全恢復,但是,年輕的蘇維埃國家對這些外國學生則盡全力給予了生活上和學習上的保障。蘇聯國內成立了中山勞動大學促進會,籌集辦學經費。中山大學每年預算約為當時的1千萬盧布,而且為了給外國學生們必要的外匯(例如回國費用),還需要動用蘇維埃政府本來就十分短缺的外匯。蘇維埃政府盡一切可能保証學生生活,外國學生甚至享有優於俄國師生的生活待遇。有一位中國學生回憶道:“我們從未斷缺過蛋、禽、魚、肉,而這些在1926年是不容易搞到的。雖然經濟困難,但一日三餐的數量和質量卻相當高。我認為不會有什麼富人的早餐比我們的更豐富了。”學校給學生發送西服、大衣、皮鞋、雨衣、冬裝及一切生活日用品,還設有門診部為學生看病。學校組織學生觀看芭蕾舞、歌劇等藝術演出,組織假期的療養和夏令營,還組織參觀莫斯科的名勝古跡和到列寧格勒參觀旅行。鄧小平后來曾說過,他在1926年就曾隨校去列寧格勒旅行。

這種生活,比起鄧小平他們在法國的那種生活,簡直就如天壤之別。

當然,中國學生來到這裡,主要的任務是學習。

中山大學要培養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開設的課程有語言(俄語、英語、法語和德語)、歷史(中國史、俄國史、東方和西方革命運動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根據蘇聯有關著作編寫的教材)、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的著作為主),還有軍事科學和軍事訓練。

前英國駐中國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他所著的《鄧小平傳》一書中寫道:現在不清楚鄧對這些課程有什麼反應,但作為一個把書本知識和馬列主義作為智慧來源的人,鄧的態度是相當明確的,這可以從他在1992年春的談話中看出。鄧小平在南方重要談話中指出:

“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最近,有的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並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扑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鄧小平深厚的理論功底和科學的求實精神足以說明他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就不是一個坐而論道的書生,而是一個知與行統一論者。

在中山大學就學的學生的水平參差不齊,有的已受過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礎比較差。學生中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遠。針對這一情況,學校根據學生知識水平的差異,按照學生具體情況來分小組。對程度較差的學生設有預備班,進行初級教育。對俄語程度較高的設有翻譯速成班。

學校中有一個組,特別引人注目,這就是被稱為“理論家小組”的第7組。這個小組裡雲集了當時在校的國共兩黨的重要學員。中共方面有鄧小平、傅鐘、李卓然等,國民黨方面則有谷正綱、谷正鼎、鄧文儀,還有汪精衛的侄兒和秘書、於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因此,這個班很有名。

鄧小平、傅鐘和李卓然,3個人都是旅法共青團執委會的領導成員,都是在法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而且具有一定革命斗爭領導經驗的共產黨員,他們在思想和行動上都已成熟,履歷也很引人注目。他們與國民黨人士相處在一個班組,在信仰上、觀點上、見解上和階級立場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各種問題上雙方常常發起辯論,甚至於經常展開一定程度的斗爭。這種斗爭特別表現在與國民黨右派勢力的較量中,是和中國國內的政治斗爭緊密相連的。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內什在他所著的《鄧小平》一書中這樣寫道:

“被同學稱為‘小鋼炮’(指他身材以及善於辯論的口才)的鄧小平在莫斯科呆了近一年。我們沒有直接材料說明他學習什麼課程,但他很關心校內國民黨派去的學生和共產黨人進行的辯論。”

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學內中共黨支部的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中,記載了有關鄧小平當年的一些情況,也就是當時的中共黨組織對他的評價,現摘錄下來,以供更好地了解那個時期的鄧小平。

姓名:鄧希賢。

俄文名:多佐羅夫

學生証號碼:233

黨的工作:本班黨組組長。

一切行動是否合於黨員的身份:一切行動合於黨員的身份,無非黨的傾向。

守紀律否:守紀律。

對於黨的實際問題及其他一般政治問題的了解和興趣如何,在組會中是否積極的或是消極的提議各種問題討論,是否激動同志討論一切問題:對黨中的紀律問題甚為注意,對一般政治問題亦很關心且有相當的認識,在組會中亦能積極參加討論各種問題,且能激動同志討論各種問題。

出席黨的大會和組會與否:從無缺席。

黨指定的工作是否執行:能切實執行。

對同志們的關系如何:密切。

對功課有無興趣:很有興趣。

能否為別人的榜樣:努力學習可以影響他人。

黨的進步方面:對黨的認識很有進步,無非黨的傾向。能在團員中樹立黨的影響。

在國民黨中是否消滅黨的面目:未。

在國民黨中是否能適合實行黨的意見:能。

做什麼工作是最適合的: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

這份黨小組的鑒定,勾畫出了一個22歲的年輕共產黨員鄧小平的基本形象。

鄧小平在法國時期,就讀過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以及考茨基等俄共著作,他曾說:他們旅法青年團的小組每周都要組織一次學習討論。但我想那樣的學習畢竟不夠系統和精深。在蘇聯的學習,最重要的是較全面、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其他知識。如果說他以前從未有機會進入高等學校就學的話,那麼進入這所中山大學便可以算作他接受高等教育,特別是共產黨的高級黨校教育的一個良好的機會。同時,在這裡,他和他的同志們與直接從國內來的國民黨人士共同學習、生活,使他們對國民黨各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並與國民黨右派進行了較量。這些,對於他回國以后進行革命活動和革命斗爭,奠定了更加充實的理論基礎和斗爭基礎。

一條藍白道的大圍巾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在莫斯科的同學中,還有兩個人值得一提。一個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他和父親不同班,年齡也較小,當時在學校並不出名。另一個是從國內派到莫斯科培訓的一個年輕的女共產黨員,名叫張錫瑗。”

徐君虎早年和鄧小平、蔣經國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窗共讀,據他回憶,莫斯科中山大學是1925年秋天正式開學的,第一期學員共有600多人。徐君虎去了以后,不僅和蔣經國分在同一個班,而且分在同一個團小組裡。鄧小平雖然和他們不同班,但在一個團小組裡,還任他們團小組組長。

在所有中山大學的同學當中,蔣經國年紀最小,是同學們的小弟弟。由於年紀小,頑皮又活潑,愛說愛笑愛唱,走起路來又蹦又跳,整天無憂無慮,像個快活的小鳥。又因為他經常穿一件夾克式工人服,戴著鴨舌帽,皮膚也晒得黑黑的,像個小童工,大伙兒都跟他開玩笑,管他叫“工人”。

而鄧小平比他們團小組裡的人都大,經驗也比團小組裡的其他人豐富。在學校裡,鄧小平性情爽朗,活潑,愛說愛笑,富有組織才能和表達才能﹔傅鐘則老成持重,不愛言談﹔任卓宣則是個書呆子(曾任旅法支部書記,大革命失敗后叛變,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這3個從法國來的中國學生的共同特點是:每個人脖子上都圍著一條藍白道的大圍巾。

莫斯科是很美麗的,尤其是積雪的冬天,克裡姆林宮、樓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宮。每到夜幕降臨,路燈映著白雪,直晃人眼。

徐君虎、趙可夫、左權等人初到莫斯科,覺得一切都是那麼新鮮、有趣。盡管天寒地凍,他們晚飯后總愛到學校對面教堂旁邊的廣場、公園或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領略異國風光。(於俊道)

 

來源:廣安日報

(責編:羅昱、高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