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9日是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一國兩制”構想提出者鄧小平同志逝世22周年紀念日。同時，今年又恰逢澳門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為生動現實，所取得的成功實踐正是對這位老人最好的祭奠。
“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是鄧小平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關於和平解放台灣設想的基礎上，依據改革開放新時期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加以發展和完善，賦予新的內容，並進行理論化的抽象后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創造性構想。
科學構想的初步萌芽
1978年下半年，中美兩國關於建交問題的談判尚在進行之中，其中涉及台灣的問題，可以說是雙方談判的關鍵之一。而鄧小平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親自參與談判，有力地促進了“一國兩制”構想主要思想的形成和產生。
那段時間，鄧小平在很多次談話中都表達了解決台灣問題要尊重台灣現實的思想。10月鄧小平會見日本文藝家江藤淳，11月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和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都表達了這個意思。在談話中，鄧小平指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台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裡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他還提到，統一后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不動。這些談話，雖然沒有明確“一國兩制”的提法，但已經把他的意思表達得較為清晰，並透露出中國政府將從實際出發，尊重台灣現實和保護外國人投資的最初思考，這也是鄧小平涉及“一國兩制”構想的較早談話。
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會議公報，指出“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歡迎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建設做出積極貢獻”。
1979年1月1日，在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告了中國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呼吁兩岸就結束軍事對峙狀態進行商談。表示在實現國家統一時，一定“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
隨后，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時代出版公司總編輯多諾萬時談到了中國政府的對台政策構想。他說：“我們尊重台灣的現實，台灣當局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它自己的權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軍隊，同外國的貿易、商業關系可以繼續，民間交往可以繼續，現行的政策、現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但必須是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這個問題可以長期來解決。中國的主體，也就是大陸，也會發生變化，也會發展。總的要求就是一條，一個中國，不是兩個中國，愛國一家。”
這些重要談話，可以說是“一國兩制”構想的初步萌芽。
框架內容的具體化系統化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到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第一次訪美。74歲高齡的鄧小平參加了幾十場活動，美國多家媒體將鄧小平訪美形容為“刮起了鄧旋風”。
29日上午，美國白宮南草坪上首次並排升起五星紅旗和星條旗，美國總統卡特為鄧小平舉行了歡迎儀式。這是一個極不平凡的歷史時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回憶：“當時的氣氛就像充了電一樣，我不記得白宮以前曾經有過如此令人激動的場面。”他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鄧小平當年訪美的第一場活動就是到他在華盛頓近郊的家中赴宴。席間，他曾半開玩笑地問鄧小平：卡特總統因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在國會遇到麻煩，中國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鄧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當然有，在台灣就有不少反對者。鄧小平的機智讓布熱津斯基驚嘆不已。
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時，一些議員就台灣問題提出挑舋性問題，鄧小平總是態度明確地強調：台灣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30日，鄧小平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演講時說，“至於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那是中國的內政，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隻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鄧小平指出：“我們一方面尊重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在尊重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要加快台灣回歸祖國的速度。”他表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
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了廣為流傳的“三個不變”。他指出，實現統一祖國的目標，要從現實情況出發。統一后“台灣的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台灣與外國的民間關系不變，包括外國在台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台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上述一系列談話，成為“一國兩制”構想形成的基本框架。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一）為了盡早結束中華民族陷於分裂的不幸局面，我們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雙方可先派人接觸，充分交換意見。（二）海峽兩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訊、親人團聚、開展貿易、增進了解。我們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游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三）國家實現統一后，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四）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五）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六）台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七）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証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八）歡迎台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証其合法權益和利潤。（九）統一祖國，人人有責。我們熱誠歡迎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眾團體通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方式提供建議，共商國是。
1982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談話中，表達了一個主要意思，即中國政府准備用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提出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將是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留。鄧小平后來說，解決香港問題的重大原則就是在這次會談中確定下來的。
1983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述了實現台灣和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的六條具體構想：（一）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隻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三）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自治不能沒有限度，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四）祖國統一后，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五）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現實。（六）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后，可以正式宣布。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隻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后患無窮。
從“三個不變”到“葉九條”再到“鄧六條”，“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內容更加完備、充實，更加具體化、系統化，“一國兩制”方針的大體框架基本形成。
基本國策的正式確立
1984年2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他在談話時說：“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后，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幾個月后，在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闡述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從而使這一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
6月，鄧小平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等人，發表了關於《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著名談話，其要點主要包括：
（一）“一國兩制”政策長期不變。他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這個政策。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結合香港問題，他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沖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鄧小平用“五十年不變”，強調了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兩制”政策的決心，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將信守諾言，這為推動“一國兩制”的實施創造了必要條件。
（二）“一國兩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他指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鄧小平用“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這一不容置疑的表述，強調了實行“一國兩制”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三）“一國兩制”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線索。他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根據中國自己的情況提出來的，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中國有香港、台灣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何在呢？……如果不能和平解決，隻有用武力解決，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面對世界上一系列爭端，到底是用和平方式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鄧小平用質問的方式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從世界歷史來看，有哪個政府制定過我們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麼做過？”“一國兩制”這一創造性方針，不僅推動了中國的和平統一，為世界各國國家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也提供了參考。
1985年3月，第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式把“一國兩制”確定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至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用“一國兩制”解決台、港、澳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方針正式確立。
港澳回歸的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首先在解決港澳問題上取得了成功。中國政府從香港和澳門的歷史和現實出發，提出既要按期收回對港澳的主權，又要保持港澳地區穩定和繁榮的原則。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正式拉開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序幕。在談判中，撒切爾夫人提出談判的題目就是一個歸屬問題。鄧小平聽了立馬反駁道，這是三個問題：第一個是主權問題，總要雙方就香港歸還中國達成協議﹔第二個是1997年我們恢復行使主權之后怎樣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實行什麼樣的制度的問題﹔第三個是15年過渡期間的安排問題，也就是怎樣為恢復行使主權創造條件。后來，他還特別強調，如果在15年的過渡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鄧小平同撒切爾夫人的談話，鮮明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和按時收回香港的堅定決心。就這樣，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問題先后舉行了22輪正式談判，最終於1984年9月達成協議。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7年7月1日零點，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隨即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同時抵達香港各營區執行有效防務，標志著中國政府正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標志著香港同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1986年6月，中國和葡萄牙在北京就澳門問題舉行首輪會談。第二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是中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是繼1984年中英兩國圓滿解決香港問題之后，中國當代史上又一件政治大事。
1999年12月20日零時，中葡兩國政府澳門政權交接儀式在澳門文化中心花園館隆重舉行。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開啟了歷史發展的新紀元。回歸后，澳門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走上了一條符合自身實際情況，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
香港和澳門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是祖國統一大業取得的偉大成果，有力地証明了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從理論到實踐的科學性。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決，不僅使中國統一大業邁出重要一步，也為國際社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范例。
實現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盡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隨著“兩制”台灣方案的不斷探索，定會進一步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一個按照“一國兩制”統一起來的強大中國，必將出現在世界東方，這也是對逝者最好的告慰。（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紅岩春秋》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