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現代化”，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探索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的發軔。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初衷是：反對急躁冒進，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標﹔反對照搬西方經驗，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實踐的發展，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進行理論提升，將其反對急躁冒進、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標的內涵發展為小康社會思想，將其反對照搬西方經驗、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內涵發展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為黨的十二大致開幕詞，在改革開放實踐的基礎上，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反對照搬西方、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內涵進一步提煉升華，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的開幕詞並不長，但對歷史經驗作了深刻總結，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從理論工作務虛會到黨的十二大，鄧小平對西方經驗由“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的態度，上升到“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的結論，實現了在發展道路上由“中國式的現代化”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跨越。
黨的十二大后，因為“中國式的現代化”蘊含的兩個內涵已經分別提升為小康社會思想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其肩負的兩個目的和使命也隨之由二者承擔，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提得越來越少。但鄧小平在會見參加1983年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外籍專家時，針對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變的疑慮，在回答專家們提出的現代化問題時再次明確表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在這裡，鄧小平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列，實際上是對中國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反復強調，是對“中國式的現代化”有關道路方向內涵的再次重申。
有研究者指出：“鄧小平發展理論的實質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理論，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其實，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同並不恰當。但研究者這種表述中所反映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實質上的一致性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確系“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發軔。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成熟，“中國式的現代化”逐漸淡出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這是一個理論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過程。
“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作為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的發軔，其重要的歷史作用和歷史意義也不容忽視。
“中國式的現代化”試圖從根本上解決盲目冒進問題。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一個重要目的是解決盲目冒進問題。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的盲目冒進得不到根治，一旦經濟形勢好轉，冒進思想就有可能抬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目標定得太高。高指標容易導致浮夸風，高目標容易導致盲目冒進。鄧小平從降低目標入手來解決盲目冒進問題，是抓到了問題的根子。
“中國式的現代化”在“鼓勁”與“求實”之間找到了平衡點。“中國式的現代化”對於平息黨內國內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意見紛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並沒有“潑冷水”和“泄氣”，長期大力宣傳的20世紀末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並沒有改變，對廣大干部群眾有一個負責任的交代，能調動全社會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它又從實際出發，及時調整了目標，避免過高目標導致在經濟建設中犯急躁冒進的錯誤，藝術地解決了“鼓勁”與“求實”的兩難困境。
“中國式的現代化”促進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從政治上、理論上給學習借鑒國際經驗和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試點“鬆了綁”。“中國式的現代化”，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不是東歐式的，也不是西歐式的，或者美日式的，但同時也意味著東歐、西歐、美日甚至蘇聯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隻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和實際，都可以學習借鑒，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變成“中國式”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79年到1981年成為中國學習借鑒國外經驗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對國際經驗的學習借鑒，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探索和實踐，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因此，到黨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已水到渠成。（摘自《北京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