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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中國式的現代化”

文世芳

2019年02月28日07:30    來源:廣安在線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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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的現代化”,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探索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的發軔。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初衷是:反對急躁冒進,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標﹔反對照搬西方經驗,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實踐的發展,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進行理論提升,將其反對急躁冒進、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標的內涵發展為小康社會思想,將其反對照搬西方經驗、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內涵發展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為黨的十二大致開幕詞,在改革開放實踐的基礎上,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反對照搬西方、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內涵進一步提煉升華,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的開幕詞並不長,但對歷史經驗作了深刻總結,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從理論工作務虛會到黨的十二大,鄧小平對西方經驗由“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的態度,上升到“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的結論,實現了在發展道路上由“中國式的現代化”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跨越。

  黨的十二大后,因為“中國式的現代化”蘊含的兩個內涵已經分別提升為小康社會思想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其肩負的兩個目的和使命也隨之由二者承擔,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提得越來越少。但鄧小平在會見參加1983年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外籍專家時,針對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變的疑慮,在回答專家們提出的現代化問題時再次明確表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在這裡,鄧小平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列,實際上是對中國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反復強調,是對“中國式的現代化”有關道路方向內涵的再次重申。

  有研究者指出:“鄧小平發展理論的實質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理論,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其實,將“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同並不恰當。但研究者這種表述中所反映的“中國式的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實質上的一致性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確系“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發軔。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成熟,“中國式的現代化”逐漸淡出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這是一個理論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過程。

  “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作為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小康社會思想的發軔,其重要的歷史作用和歷史意義也不容忽視。

  “中國式的現代化”試圖從根本上解決盲目冒進問題。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一個重要目的是解決盲目冒進問題。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的盲目冒進得不到根治,一旦經濟形勢好轉,冒進思想就有可能抬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目標定得太高。高指標容易導致浮夸風,高目標容易導致盲目冒進。鄧小平從降低目標入手來解決盲目冒進問題,是抓到了問題的根子。

  “中國式的現代化”在“鼓勁”與“求實”之間找到了平衡點。“中國式的現代化”對於平息黨內國內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意見紛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並沒有“潑冷水”和“泄氣”,長期大力宣傳的20世紀末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並沒有改變,對廣大干部群眾有一個負責任的交代,能調動全社會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它又從實際出發,及時調整了目標,避免過高目標導致在經濟建設中犯急躁冒進的錯誤,藝術地解決了“鼓勁”與“求實”的兩難困境。

  “中國式的現代化”促進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從政治上、理論上給學習借鑒國際經驗和大刀闊斧進行改革試點“鬆了綁”。“中國式的現代化”,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不是東歐式的,也不是西歐式的,或者美日式的,但同時也意味著東歐、西歐、美日甚至蘇聯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隻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和實際,都可以學習借鑒,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變成“中國式”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79年到1981年成為中國學習借鑒國外經驗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對國際經驗的學習借鑒,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探索和實踐,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因此,到黨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已水到渠成。(摘自《北京黨史》)

  

(責編:趙亮、李璐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