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求真務實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體現在調查研究中，一個鮮明特色就是深入、唯實、聯系大局、敢於擔當，具體體現就是“問數字”和“愛算賬”。他到各地調查研究，常常直接深入到基層干部群眾中了解情況，通過傾聽群眾的呼聲發現存在問題、糾正工作失誤，基於調研的情況制定和實施重要的決策。
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在參與作決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要首先進行深入調查研究。他歷來反對輕率地“拍腦袋”，憑想象作出決策，認為那種走馬觀花、流於表面的調研，是發現不了真正問題的，那樣做不是一種對黨和人民的事業認真負責的態度。
1961年7月14日，為進一步討論《國營工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鄧小平親率調查組到東北，就工礦企業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在這次調查中，鄧小平對職工的生活關心得最多，也說得最多，問得最細。在哈爾濱時，他問油田負責同志：“職工生活如何？一個月的生活費要用多少錢？”這位同志回答：“按過去一個月十三四元就夠了，最近來了一批進口面粉，每斤三角二分，這樣花錢就多了，低工資工人手頭很緊。”鄧小平當即對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李劍白說：“進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價，按國內的價格調撥。”李劍白表示馬上解決這個問題，多交的款退回。接著鄧小平又問：“職工冬裝解決了沒有？食堂辦得如何？”聽了匯報以后，他指示：“食堂要好好管理，不宜過大。”到了油田，看到工人們正在搞干打壘房子，他一一詢問：“去年蓋了多少平方米？今年能蓋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錢？”當他聽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錢時表示，這樣就可以多搞。
領導同志下基層調查和聽取匯報時，經常會接觸一些與實際情況不太相符的情況。因此，如何了解到真實情況，極為重要。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極為反對弄虛作假和帶著事先定的調子下去調研。
196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4月，鄧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區順義搞調查研究。通過調查研究，鄧小平認為，農業減產的原因是政策問題，人民公社的一些政策，影響了群眾生產積極性。他充分肯定了當時尚有爭議的“三包”（包工、包產、包成本）、“一獎懲”（超額有獎，減產受罰）、“四固定”（土地、勞力、耕畜、農具固定到生產隊使用）的責任制，指出“一定要實行定額包工，多勞多得是天經地義的事，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當他了解到不少農民不想吃食堂時，他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要根據群眾的意願，決定食堂的去留。”
5月10日，鄧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澤東，信中說，要進一步全面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對供給制、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三包一獎、評工記分、食堂、所有制等問題的措施，還需要加以改進，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報告中明確提出，三七開供給制辦法，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干部和群眾普遍主張取消。3天后，毛澤東將此信批示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鄧小平在調查研究中“愛算賬”，不是就數字論數字，而是將數字作為從政治大局和長遠目標來考慮問題的依據。看起來他是在算細賬，實際上是從具體的數字來看全局，算大賬。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實現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在1980年的基礎上翻兩番，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的宏偉目標。“翻兩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兩番”的目標實現后，社會又將是什麼樣子？帶著這樣的思考，1983年2月，鄧小平離開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車，到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浙滬地區調研，以獲取第一手資料。
2月9日下午，鄧小平從江蘇來到杭州。一見到前來迎接的浙江省委負責同志，鄧小平便開宗明義地說：“我這次在蘇州，與江蘇同志主要談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的問題。現在蘇州工農業總產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蘇州同志談，他們共解決了六個方面的問題。江蘇從1977年至1983年六年間，工農業總產值翻了一番，依這樣的發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
當聽到時任浙江省委書記鐵瑛說，浙江到2000年能翻兩番半或三番時，鄧小平問：“你們看，翻兩番是不是靠得住？現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鐵瑛一一回答。3月2日，鄧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約請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他說：“這次，我經江蘇到浙江，再從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況很好”，“到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要有全盤的更具體的規劃，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體的規劃，做到心中有數。”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又來到深圳考察，聽取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梁湘匯報工作。當聽到深圳經濟特區的工業產值1982年達到3.6億元，1983年達到7.2億元時，鄧小平說：“那就是一年翻一番？”顯然，他對這個遞增的速度非常滿意。
25日上午，鄧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個漁民村。他到老支書吳伯森家做客時，一一詢問吳伯森家裡幾口人，收入多少。吳伯森告訴他，這個村家家是萬元戶，自己家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鄧小平聽后高興地對隨行人員說：“比我的工資還高啊！”走出漁民村口時，梁湘問：“像漁民村這樣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全國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鄧小平說：“大約需要100年。”梁湘說：“不要那麼長吧？”鄧小平說：“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紀末，再加50年。”
后來，人們聽到鄧小平在北京宣布，要在21世紀中葉，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預期目標，就是“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第三步，正好與他在漁民村調研時計算的結果相吻合。
調查研究中發現的問題要敢於處理。調查只是前期的工作，真正基於調研的情況制定和實施重要的決策才是目的所在，尤其針對發現的問題，鄧小平強調要敢字當頭，而非掩耳盜鈴。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周恩來的病情加重。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主持國務院工作。
當時，全國鋼鐵生產情況很不樂觀。1975年前4個月，全國鋼鐵生產陷入停滯，包頭、武漢、鞍山、太原等鋼鐵公司欠產嚴重。
通過深入調研，鄧小平在1975年5月21日國務院辦公會議上指出：“對鋼鐵生產，我看到了解決問題的時候了，解決的條件也成熟了。各個行業都要支持。現在的問題是，你們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這次批示的要求去辦。要找那些敢於堅持黨的原則、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於負責、敢於斗爭的人進領導班子。”
他詼諧地說：“我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一大把。”接著，他說：“要敢字當頭。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搞生產，不能不搞科學技術。我們強調勞動生產率，強調科學技術，不能算作‘唯生產力論’。”
在實際調查中詳細了解各種情況和細算每筆賬，具體而生動地體現了鄧小平求真務實的領導作風。他在每次視察和調研時，都力求准確了解真實情況，發現報告和匯報中可能存在的虛假問題，並及時予以解決。他非常清楚，別人的報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調查，同樣，別人的意見也代替不了自己的親手計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實事求是的作風往往就體現在摸清真實的情況之中，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態度往往就體現在注重調查研究之中。（來源：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