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鄧小平與其弟鄧墾的談話，是一篇研究鄧小平晚年關於中國發展思路問題的重要文獻。盡管從公開發表的文字來看，這篇談話篇幅不長，但內涵豐富，立意高遠，反映了鄧小平在中國發展道路問題上的新理解、新認識。談話既有他對主政中國期間發展思路的總結，又有他對中國發展進入新階段后出現新問題的洞察，還有他對未來中國發展問題的提醒。
“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這是鄧小平立足於1993年的新認識，通過觀察中國發展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對改革開放以來他主導確立的中國發展之路作出的高度概括。1957年反右斗爭以后，盡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2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始終在低水平徘徊，人民生活的貧困面貌長期沒有改變。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勇氣，果斷地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
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是鄧小平理論的集中概括。黨的基本路線，說到底就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立足物質財富極度匱乏的溫飽社會階段實際而提出來的中國發展之路。站在今天的認識水平看，黨的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實質就是“先發展起來”，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因為：其一，這樣理解黨的基本路線，符合它所立足的溫飽社會階段的實際。由溫飽社會物質財富極度匱乏的特點所決定，它對於執政黨的根本任務有其獨特的要求。其二，這樣理解黨的基本路線，符合黨的基本路線發展的內在邏輯。
從黨的基本路線形成的歷史過程來看，我們首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為了更好地保証這一戰略的落實，我們才在隨后進一步作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途徑﹔在以后又進一步重申了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發展經濟的政治保証，最終在此基礎上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也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邏輯，鄧小平在其主政中國期間反復強調，要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現代化建設是中國最大的政治，發展是硬道理，抓住機遇，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看來，這些論述實質都是“講先發展起來”。因為發展起來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前提。“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
“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是鄧小平基於1993年的新認識，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之路存在問題的深刻反思，表明鄧小平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思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局限性有了深刻洞察。
20世紀90年代，經過改革開放1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基本上解決了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整個中國開始從溫飽社會向總體小康社會過渡。中國從總體上走出溫飽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發展歷程的歷史性跨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需求層次理論，人一旦解決了基本生存問題之后，必然會提出更高層次的需求。這就決定了我們在走出溫飽社會以后，發展思路必須根據新的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具體說來，在走過溫飽社會以后，在發展目標上要根據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來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在發展內容上，不僅僅要把“蛋糕”做大，還要進一步把“蛋糕”做好﹔在發展途徑上，不僅要發展經濟，還要根據新的階段社會發展的要求，進一步發展政治、文化、社會，關注生態環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新的歷史時期，隻有滿足了這些新的發展要求，社會才能繼續健康發展。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充分的認知，在已經走出溫飽社會的情況下，仍然完全按照溫飽社會的發展思路來推動國家發展。這樣發展的結果，一方面我們的物質財富總量當然在不斷增加，這為國家的發展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導致了經濟建設一條腿長，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多條腿短的局面，為我們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1993年9月，鄧小平提出的上述論斷表明他首次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從鄧小平思想的發展脈絡來看，過去他一直認為，經濟建設搞好了，就能牽住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牛鼻子，但是這個談話表明，鄧小平晚年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在以前認識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深刻認識到，即使是經濟建設搞好了，還會出現一些其他難以解決的問題，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同樣會危及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而為了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對原來的發展思路進行調整，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反復強調，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發展，必須實行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於我們沒有根據新的發展階段的要求對我國的發展思路作出有效的調整，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日益突出。鄧小平過去一直強調發展經濟是“大問題”，希望通過發展經濟解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的問題，但是，1993年9月，他進一步認識到：“富裕起來后財富怎樣分配”也是“大問題”，“分配的問題大得很”。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發展的實踐表明，分配問題搞得好不好，確實是一個與發展經濟問題一樣關乎國家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其重要性在於，它不僅關系到全體社會成員能否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從而實現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來講，如果搞得不好，最終會從根本上影響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強調：“這個問題要解決。”雖然“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解決這些問題”。（宋福范）
（據《學習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