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長期的建設和改革實踐中，鄧小平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方面，提出過很多重要觀點。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后，他推動黨內政治生活不斷恢復健全和制度化規范化，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不斷增強。
黨的八大是我們黨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主持修改黨章，並於1956年9月16日在八大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針對黨執政后脫離群眾的危險、驕傲自滿的危險，鄧小平突出強調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他指出，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監督包括黨的監督、群眾監督、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監督，其中，“對於共產黨員來說，黨的監督是最直接的”。加強黨內監督，關鍵在於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發展黨內民主。
貫徹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正確處理上下級組織關系。鄧小平既反對上級組織和領導人員“習慣於在辦公室裡發號施令”，“對於發揚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注意不足”﹔又反對一些干部“愛好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喜歡黨的領導和監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級的決定”，搞分散主義。
20世紀60年代初，面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局面，黨中央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深刻總結黨內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不足，強調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鄧小平突出強調“必須注意健全黨的生活”，指出“這是堅持黨的優良傳統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
堅持民主集中制。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壓制批評，黨員不敢講真話、不敢講實話的不良風氣，鄧小平指出：“一定要按照傳統，按照黨章的規定，建立黨員與黨的正確關系。”要鼓勵黨員講心裡話，在黨的范圍內提出批評和意見﹔領導干部要帶頭發揚優良傳統，善於傾聽不同意見。
建立管理和監督干部的經常工作。鄧小平指出：“黨要管黨，一管黨員，二管干部。”特別是對領導干部，鄧小平強調，除了過支部生活外，還要“重視黨委內部的互相監督作用”。領導干部在黨委黨組內相互交心，作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不只是個人的修養問題，也是一種監督，是黨的生活的一種形式”。
健全基層支部生活，加強經常性工作。鄧小平特別強調，支部要按照黨章規定，組織黨員開展政治理論學習﹔否則，“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說要變質，那麼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個危險的起點”。
“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黨的優良傳統作風，遭到嚴重破壞和侵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突出強調，不把黨風搞好、恢復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我們黨就不能帶領全國人民順利進行現代化建設。
為全面恢復黨的優良傳統，使黨內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軌，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准則》總結歷史經驗，對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方面都作了具體規定。
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還討論了黨章修改草案，對黨員條件規定了嚴格的要求，進一步明確了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后，全黨以黨章修正草案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為主要內容，對黨員干部進行普遍的教育，黨內不正之風逐步得到扭轉。
按照黨的十二大的部署，適應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形勢要求，1983年10月，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決定用3年時間對黨的作風和組織進行全面整頓。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鄧小平強調：“整黨不能走過場。”要“通過思想教育，增強黨性”。他指出：所有共產黨員都要“遵守黨的章程和紀律，不允許自視特殊，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比黨高明”﹔“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更應該嚴格遵守黨章、遵守《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起模范作用”。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發展。鄧小平突出強調全黨要“講政治”“守紀律”。他說：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要團結，“一靠理想，二靠紀律”，這是“我們的真正優勢”。他還說，“改革，現代化科學技術，加上我們講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麼時候都得講政治”。
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對於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保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進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戚義明）
（據《學習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