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是鄧小平“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踐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字，宣布中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屆時將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隨后，我國就開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鄧小平十分關注這部決定香港未來的法律的制定，要求起草委員會“要非常認真地從實際出發來制定”基本法，“真正體現‘一國兩制’的構想，使它能夠行得通，能夠成功”。
經過4年多時間的努力，這個基本法於1990年4月4日由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並頒布。基本法將用“一國兩制”構想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具體化、法律化，為落實“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和穩定提供了法律依據。鄧小平高興地稱基本法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
隨著香港問題的解決，中國和葡萄牙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也取得了進展。1987年4月12日，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字，宣布中國政府決定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是鄧小平“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踐，它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理論概念和科學的戰略思想
鄧小平關於實行“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的光輝思想，是他從實際出發，在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的一個偉大創造，是一個全新的理論概念和科學的戰略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是個新事物。隨著在香港、澳門問題解決上的成功實踐，這一思想更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顯示出了重大的理論意義。
第一，它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具體體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鄧小平指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構想是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下提出來的。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是如何和平統一祖國的問題，要和平統一祖國，就要考慮到各方面的實際情況，解決問題的辦法要使各方面都能接受。
第二，它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新概念。鄧小平說，我們提出“一國兩制”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講過的。根據“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祖國內地這個主體實行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台灣這些特殊地區實行資本主義，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統一的國家主權。國家憲法和有關法律允許並保障在小地區和小范圍內長期實行資本主義，不會損害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而且還有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實行這樣的戰略構想和方針，是由各方面的實際情況所決定的，是由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基本的國情所決定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三，它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新突破。允許在一個國家裡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不到現成的答案。“一國兩制”的構想，根據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有關國家調和階級矛盾和緩和階級沖突的職能以及國家的民族屬性，把國家的獨立、統一和主權放在第一位，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符合人民的要求和願望，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新的突破和新的發展。
第四，它是和平共處原則的靈活運用。和平共處是社會主義國家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重要原則，最早提出這一原則的是列寧，一般指的是國與國之間，特別是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鄧小平指出：和平共處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在一個國家內，兩種制度長期共存，和平共處，是尊重歷史和現實，照顧各方面的利益，有法律保障的好辦法，是對和平共處原則的靈活運用和重要補充。
第五，它是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的戰略思想的新發展。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曾提出過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思想。鄧小平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思想，“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是具體和集中的體現。鄧小平指出，在小地區、小范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港、澳、台地區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比較高，與資本主義世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實行“一國兩制”，這些地區不僅可以為祖國內地社會主義建設提供資金和可以借鑒的技術和經驗，而且可以成為我們對外開放的窗口與國際市場聯系的橋梁，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
第六，它是解決國際爭端、穩定世界局勢的新途徑。“一國兩制”構想在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上的成功實踐，為國與國之間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范例，還為解決當今國際爭端提供了啟示和新的途徑。鄧小平說：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也考慮到國際爭端採取什麼辦法，因為世界上這裡那裡有很多疙瘩，很難解開。我認為有些國際爭端用這種辦法解決是可能的。從“一國兩制”構想延伸，鄧小平對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中的領土爭端問題，提出了“共同開發”的重要思想。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解決問題的出路。“一國兩制”“共同開發”的思想也是為化解疙瘩，消除爆發點，穩定世界局勢而提出來的。
第九章鄧小平與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國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和世界都很不平靜。中國能不能保持穩定，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中國的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下去？中國能不能把握住世紀之交大發展的良好機遇？這些問題，不容回避地擺在了人們面前。國內外都把目光投向了鄧小平。
在這個重大歷史關頭，歷史又一次選擇了鄧小平。
鄧小平以其偉大政治家的宏偉氣魄和卓越膽略，把握全局，力挽狂瀾，帶領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維護國家的獨立、安全和穩定，毫不動搖地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繼續大力推進改革開放。
為了保証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從而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証。
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這是深刻回答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必須抓住機遇，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