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是富有天才的創造（2）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與我們黨醞釀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和中美建交談判取得進展同步，鄧小平關於和平統一祖國的構想也更趨成熟。1978年底，他在多次會見外國客人時都明確指出：我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諾﹔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可以保留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外國投資可以不動，但祖國要統一﹔在實現祖國統一問題上，要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統一后，台灣軍隊變成地方武裝。
可以看出，此時鄧小平關於和平統一構想的思路已相當清晰。正是根據鄧小平的思想，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正式表達了和平統一的意願和建議。同一天，鄧小平在全國政協舉行的新年茶話會上鄭重宣布，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事情已經提到具體日程上來了。1個月后，鄧小平訪美期間談到台灣問題時公開表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這表明，我們黨的對台工作方針發生了重大變化。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1981年國慶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海內外詳細闡述了關於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方針，就是人們所知道的“葉九條”。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一位海外朋友時指出：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那個制度。不只是台灣問題，還有香港問題，大體也是這幾條。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明確使用“一國兩制”這一嶄新的概念。
繼“葉九條”之后，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楊力宇時，將“一國兩制”構想進一步系統化，提出了著名的“鄧六條”，指出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后來，鄧小平在一系列談話中，對“一國兩制”的定義、內涵、來源和意義都作了全面的闡述，使之成為既具有完整系統的理論形態，又有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的科學構想。按照這一構想，鄧小平指出：“統一后，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
“一國兩制”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而提出的科學構想，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正如鄧小平所說：“一國兩制”是個新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一國兩制”構想提出后，受到了世界輿論的普遍理解、支持和贊譽。就連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贊譽說：“‘一國兩制’是富有天才的創造。”這一偉大創造隨著和平統一大業的推進而不斷豐富。1995年春節前夕，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講話，進一步闡述了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和內容，而且還根據20世紀90年代國際形勢和兩岸關系形勢發展的新特點，為打破兩岸政治僵局，提出了推進祖國和平進程的八項建設性主張，即引起海內外普遍關注的“江八點”。講話體現並發展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思想，對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產生了重大影響。
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是鄧小平“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成功實踐
“一國兩制”構想本來是鄧小平首先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來的，但同樣適用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歷史的發展使香港、澳門先於台灣實踐了這一偉大構想。
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解決香港問題、爭取香港順利回歸的過程中，鄧小平傾注了大量的心血，表現出了一代偉人的非凡智慧和雄偉膽略。回顧這一過程，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是由鄧小平來掌舵，確立了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和解決現實問題的基本方針和原則。所以說，鄧小平是這場成功實踐的奠基人和總設計師。
在我們黨提出把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到具體日程上來的時候，主要還是針對台灣而言的。可不久，香港問題提前擺在了我們面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新界”租約1997年期滿的時間日漸臨近，英國朝野人士紛紛前來“投石問路”。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港督麥理浩時明確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到那時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隨后，根據情況的發展，鄧小平即向有關部門指示：香港問題已擺上日程，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方針和態度。與此同時，他做了調查研究工作，多次征詢香港同胞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確定了借鑒對台方針、用“一國兩制”的構想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原則立場。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了來華訪問前聲稱“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仍然有效”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挾英阿馬島之戰勝利之威，撒切爾夫人似乎很自信。但是，在與鄧小平的談話中，“鐵娘子”的自信在“鋼鐵公司”的堅定面前卻是那樣的蒼白無力。鄧小平鎮定自若，堅持原則，明確表達了中國對香港的基本立場。他談了3個問題。一是主權問題。鄧小平鄭重指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如果這時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二是保持繁榮的問題。鄧小平說，香港要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后，在中國的管轄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三是在15年過渡期內香港不出現大的波動問題。鄧小平強調，中英雙方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這次會談雙方“針鋒相對”，但最終還是達成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共識：雙方同意本著維護香港繁榮和穩定的共同目標，在這次訪問后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鄧小平后來說，解決香港問題，我們的調子就是那時定下來的，以后實際上是按照這個調子走的。
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既要堅持在主權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又要充分尊重香港的歷史和現狀，還要爭取英國的合作並適當照顧英方的利益。香港問題的特殊性決定了隻能用特殊的辦法來解決。所以，鄧小平說，三方面都能接受的隻能是“一國兩制”。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中英雙方就香港回歸中國問題進行了艱巨的談判。從“三個條約有效論”開始，到“以主權換治權”，還有什麼“經濟牌”“民意牌”“民主牌”等等。由於鄧小平維護國家主權的堅定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這些障礙都一一被中國政府排除。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鄧小平和我國政府從香港問題的實際出發，也表現出了極大的靈活性，提出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后，將採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在體現主權原則的前提下，設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財政獨立地位、獨立關稅區地位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香港回歸以后，中央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除派駐軍隊體現主權外，不派干部去香港，而是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鄧小平指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這些政策50年不變，50年以后也不會變。 （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