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是富有天才的創造
1986年9月2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在採訪鄧小平時問：“台灣有什麼必要同大陸統一？”鄧小平回答說：“這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他強調：中國的統一是全中國人民的願望，是一百幾十年的願望，一個半世紀了嘛！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統一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不是哪個黨哪個派，而是整個民族的願望。
縱觀歷史，我們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反對分裂，維護和追求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是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傳統，是我們國家歷史發展的主流，是我們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體現，是一切愛國者的奮斗目標，因此也就形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意志和精神追求。
如果說，我們為中華民族曾在世界上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而自豪的話，那麼，我們卻為近代中國的落后挨打和遭受侵略瓜分而痛苦。從19世紀的那場鴉片戰爭起，中華民族被推入了苦難的深淵。列強入侵，國土淪喪，獨立主權橫受侵害，江山社稷滿目瘡痍﹔人民大眾慘遭奴役，骨肉同胞被迫分離。帝國主義通過侵略戰爭強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侵佔了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等地在內的大片神聖領土。100多年來，爭取國家獨立和獲得民族解放，結束四分五裂和實現祖國統一，擺脫貧窮落后和走向繁榮富強，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民族夙願。為了實現這一夙願，中國人民前仆后繼，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多少志士仁人不惜拋頭顱、洒熱血，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從20世紀之初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宣布不承認外國強加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提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口號，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才真正站了起來，中華民族獨立的目標才得以實現。但是，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香港、澳門、台灣和祖國大陸還處於分離的狀態，國家統一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香港、澳門、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港、澳、台同胞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他們與大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共同的生活習慣、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共同的血脈關系。海水悠悠，相思不盡。骨肉要團聚，國家要統一，這是海內外同胞的共同心聲。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是順應歷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一直致力於早日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一代偉人毛澤東為祖國的統一思慮了一生，1974年他在會見英國首相希思時曾不無遺憾地說：中國統一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把這一歷史性的任務交給了他的事業繼承人和開拓者鄧小平。
幾年后，鄧小平說：我們是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統一事業。當然，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如果說不急，那是假話，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他還說，不做這件事，后人寫歷史要責備我們。他堅信，中國肯定要統一，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出發，從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出發，鄧小平為祖國統一提出了最好的方法，設計了最理想的道路，反映了一位偉大的愛國者的寬闊胸懷和杰出的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香港、澳門、台灣與祖國內地近在咫尺，但是，多少年來卻天各一方，處於分離的狀況，這是歷史造成的悲劇。要改變這種狀況和結束這種悲劇，是一個艱巨的過程。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實質上就是中國恢復對這兩個地區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解決台灣問題，實質上就是找一個最好的途徑結束敵對和分裂，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開始尋找和設計解決港、澳、台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方法和途徑。
台灣問題是實現祖國統一中的最主要問題。作為中國的寶島，台灣在歷史上飽受滄桑。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強行割去了台灣及澎湖列島，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后，台灣才重返祖國懷抱。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后退踞台灣，挾美國財力、武力的支持與大陸對抗，使海峽兩岸又處於分離隔絕的狀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國際上嚴峻的冷戰局面和國內對階級斗爭問題的認識，我們黨在解決台灣問題上主要是立足於以武力解放台灣。同時，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也曾堅持不懈地努力探索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1955年4月，當周恩來率團參加萬隆會議時，毛澤東就發出指示：“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5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性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次年，毛澤東又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以誠相見”和“來去自由”等政策主張。隨后，我們黨又進一步提出了關於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倡議，提出台灣是我們的內政問題，隻要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均由台灣當局掌握，所有軍政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雙方互約，不派人員做破壞對方的事情。這些和平統一的重要設想和主張，由於當時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而無法進一步發展，更不可能付諸實施，但是對我們黨以后和平統一方針政策的形成、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香港、澳門問題具有歷史的特殊性。香港和澳門都是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通過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從中國獲取的。中國人民從來就不承認這些不平等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政府曾多次闡明對香港、澳門問題的立場，並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維持現狀。考慮到這兩個地區長期的殖民統治，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加上他們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緊密聯系，所以我黨對港、澳確定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目的是為了利用這裡的資本主義市場，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為國內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條件。但是，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解決國與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收回香港、澳門主權並保持那裡的長期繁榮和穩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尚未提上日程。
20世紀70年代后期，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二戰后形成的冷戰“鐵幕”一步步被撕開，新的政治格局在醞釀之中。世界新科技革命不斷蓬勃發展，大大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與世界各國的聯系。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中國此時已與資本主義世界改善了關系，與日本、美國等國逐步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在世界上的交往開始增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創了改革開放為主要特征的歷史新時期。在新時期，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多方面的。但是，鄧小平抓住了關系全局的主要矛盾，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世界和平和實現祖國統一是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時代發展了，世界變化了，冷戰思維和方式行不通了，那麼，我們用什麼方法和途徑實現祖國統一呢？這是縈繞在鄧小平心中的大問題。他后來這樣說道：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方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求實和創新，是鄧小平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最典型特征。他以既尊重歷史又著眼未來，既繼承前人又開拓前進的氣魄和膽略，以全新的視角進行規劃和設計，“一國兩制”，統一祖國的構想應運而生了。（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