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敏銳地預見到戰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行將結束，提出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2）
鄧小平提出的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准則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現實的客觀依據。第一，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世界各國的根本利益所在。舊的國際秩序是冷戰和殖民主義的產物，它不利於世界和平，阻礙了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發展。所以，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是時代的呼喚、歷史的必然﹔第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概括了最基本的國際關系准則，完全符合聯合國的憲章和原則，經受了長期的歷史考驗，且為世界上最廣泛的國家所接受。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建立的國際新秩序的核心，應該是各國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獨立平等的，都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和責任，都有根據本國國情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模式和發展道路的自由和權利，任何國家都不能把自己的選擇強加於別國，並以此干涉別國內政，謀求霸權﹔第三，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的國際新秩序，擺脫了舊的國際秩序中那種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在政治上，它最符合現代國際關系的民主精神，最適應於多極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多樣化的世界國家形態。在經濟上，它最能體現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則，適應於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有利於縮小南北差距，促進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
正如鄧小平預料的那樣，世界進入了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但是建立新的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仍是一個漫長的行程。鄧小平堅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有生命力的，是最經得住考驗的。用它來作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鄧小平確定的中國外交戰略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鄧小平新時期外交戰略思想的鮮明特點
鄧小平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思想及其指導下的中國外交實踐，是時代的產物，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體現，具有許多鮮明的特點。
其一，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指出：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把和平與社會主義統一起來，是鄧小平在把握時代特征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過去“世界革命”觀念的重大突破。早在1980年4月29日，鄧小平在接受盧森堡記者採訪時就明確地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制度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主要地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樣隨意輸出和輸入的。”鄧小平認為，在國與國、黨與黨之間的關系上，應尊重對方的選擇，他人不應指手畫腳。社會主義是與霸權主義相背離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損害別國主權，搞霸權主義，那就既損害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損害本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其二，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來處理國際關系。鄧小平指出：中國觀察問題，不是看社會制度如何，不計較意識形態的差別，而是根據具體情況決定的。在外交原則上，中國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在對外開放上，中國是向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全方位開放。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並存將是一個長期的客觀現實，我們不放棄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但在處理國家關系上，我們不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尋求普遍的對話與合作。兩種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處，在經濟上和平競賽，無論對於維護世界和平，還是對於國家的發展都是有利的。
其三，完全的獨立自主、真正的不結盟。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我們不允許任何國家和組織干涉中國內政、侵害中國的獨立和主權﹔不參加任何集團組織，同任何國家沒有結盟關系，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在國際事務中，一切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說公道話、辦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往來、促進世界經濟繁榮為標准，獨立自主地作出判斷和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態度。
第四，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早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評價鄧小平時就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難得的人才。”新時期鄧小平的外交戰略思想與實踐，更是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結合和統一。例如，反對霸權主義問題上，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我們也不使正常的國家關系僵化。我們不會因為反對他們的霸權主義，就不同他們改善關系﹔不會因為要同他們改善關系，就放棄反對霸權主義的立場﹔在處理諸如南沙群島等問題時，我們在堅持主權在我的前提下，靈活地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在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傾向的同時，又特別強調發展正常、友好的中日關系﹔我們一方面堅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強權政治和干涉我國內政的行徑﹔另一方面又積極爭取打破封鎖和制裁，改善和發展同這些國家的關系。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使我國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動，改善了國際環境，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
第五，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世界在變，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但天下並不太平。這就要求我們根據不斷變化的新情況和出現的新問題，提出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從實際出發，鄧小平提出了許多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問題的新思路和新辦法。如：用“共同開發”的辦法解決與一些鄰國的領土爭端問題﹔用“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辦法實現與東歐各國和蘇聯的關系正常化問題﹔倡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代替冷戰時期形成的舊的國際秩序的問題。還有針對近些年來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運用自己庸俗的人權觀，假借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的情況，提出要維護人權概念的完整性，國權比人權更重要，人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首先是實現獨立權、生存權和發展權。這些都是鄧小平求實創新思想特征在外交戰略上的具體反映。
第六，根本的問題是中國的自身發展問題。鄧小平的外交戰略思想是中國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體現，所以他特別強調自身的發展問題。他反復指出，現代化是中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我們的總任務，是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基礎。包括外交工作在內的各項工作都要服從服務於這個總任務。“先把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好辦。”隻要我們經濟搞上去了，實現了我們的發展目標，我們就可以在世界上理直氣壯地說，從中國的角度看，社會主義就會優於資本主義。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會提高，對世界和平和人類的進步就會有較大的貢獻。（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