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2)
鄧小平對當代世界形勢和國際問題的科學分析和精辟論述，反映了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本質特征，體現了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內容，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際問題學說在當今世界的最新發展。這一新的科學論斷，為我們黨和國家調整對內對外政策，維護和爭取和平，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這一科學論斷，在黨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被准確地、規范化地概括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把握住這一時代主題，正確認識世界發展潮流，制定與這一主題相適應的國內外政策，才有使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從復雜多變、錯綜紛亂的世界中清醒地認識世界，牢牢抓住各種機遇，不斷發展和壯大自己，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中華民族應有的貢獻。
改變“一條線”戰略，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鄧小平是一個戰略家、政治家，他的最偉大之處在於每臨時代的呼喚和歷史的要求，他都能站在戰略的高度，撥開籠罩在人們眼前的層層迷霧，指出一條解決問題的新路好路。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內政方面，而且也表現在外交方面。
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延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之后，鄧小平又及時根據國際形勢新的變化和國內現代化建設任務的需要，對中國的外交作了重大的調整，從而發展和完善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開創了新的外交局面，使中國外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是關於國際形勢、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對外政策。這個僅限於軍隊高級領導層的講話內容，在黨內也只是很小范圍內知曉。直到1993年11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時，才得以公開發表。鄧小平在講話中說：“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對外政策也有變化，這是兩個重要的轉變。”
第一個轉變，是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鄧小平說：根據對國際形勢和我們周圍環境的分析，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個轉變，是我們的對外政策。鄧小平指出：過去有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我們搞了“一條線”的戰略，就是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這樣的“一條線”。現在我們改變了這個戰略，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一條線”戰略有其復雜的歷史原因和特殊的國際背景。
從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起，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嚴重惡化。蘇聯領導集團在處理兩黨兩國關系上，從大國沙文主義出發，表現出嚴重的霸權主義，甚至不惜以戰爭威脅來達到其控制中國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使中國面對兩面夾擊的嚴峻形勢，必須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一條戰線是反對當時稱之為國際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及其集團，一條戰線是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集團。
毛澤東曾把這種形勢形象地比作“夾肉面包”，即我們被夾在了美蘇兩個大國之間。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能把握全局、縱橫捭闔的國際戰略大師。面臨嚴峻的戰略態勢，他清醒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探求打破被動局面的策略。一方面，他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美蘇之間存在著“中間地帶”的論斷﹔另一方面，他確定了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方針，並謀求建立世界反霸權統一戰線，以維護世界和平和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20世紀60年代末，中美之間開始接觸，有了一些改善關系的跡象。經過對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對戰爭可能性的預測，我們黨開始認為，美蘇聯合反華的可能性不大，在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斗爭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
這種形勢使我們存在著利用美蘇矛盾的可能性。70年代初，在經過深思熟慮和慎重的外交接觸以后，毛澤東斷然決定打開中美關系。
1973年2月，毛澤東在他位於中南海的書房裡會見了第四次訪華的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
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深刻分析令基辛格贊嘆不已。在這次會見中，毛澤東提出了他關於“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設想。即按照大致的緯度畫一條聯結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線，並團結這條戰略線以外的國家（“一大片”），以共同抗衡霸權主義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蘇聯。
“一條線”戰略在當時對緩和中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極度緊張形勢，使中國擺脫長期腹背受敵、孤立無援的狀態，遏制蘇聯的擴張霸權，起了重要作用。對此，鄧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會見來訪的奧地利總統基希施萊格時這樣說：毛主席當時提出的國際戰略有當時的歷史條件。那時蘇聯在各方面都佔優勢，美國加上西歐都處於很大的劣勢。不是小的劣勢，很大的劣勢。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都採取進攻的戰略，而且非常積極。我們面對著十分嚴重的威脅。1969年發生了珍寶島事件。我們當時面臨的形勢是，從美蘇力量對比來看，蘇佔優勢，而且張牙舞爪，威脅中國。面臨這樣的形勢，我們的判斷是，蘇聯處於進攻性態勢，全球性進攻。毛主席當時從力量對比中作出了這樣的判斷。為了制止戰爭的危險，毛主席提出了建立從日本經歐洲到美國的“一條線”戰略，以對付蘇聯的挑戰。這有個好處，促進了美國和歐洲的聯合。美國和歐洲在軍備上趕上來了。美國同中國的關系改善了，日本、歐洲同中國的關系也趕上來了。
實行“一條線”戰略，有它當時的歷史條件，在當時也是必要的。但是，這一戰略也有其缺陷。它與我國50年代實行的向蘇聯“一邊倒”的戰略一樣，以戰略關系畫線，不利於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使我們的外交活動失去了一些必要的靈活性和主動性。特別是這一戰略容易被霸權主義所利用。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由於陷入阿富汗戰爭而國力減弱﹔美國在醫治侵越戰爭創傷后國力有所恢復，美國和西歐的聯合進一步加強，卡特后期和裡根上台后對蘇聯採取了強硬政策，美蘇爭霸態勢轉入均衡、僵持階段。在國際事務中，美蘇既爭奪，又對話，是世界霸權主義的最主要代表。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實行“一條線”戰略，不僅已無必要，而且對中國不利。因為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不僅塊頭大、分量重，而且在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斗爭中，已經發展成為獨立於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如同美蘇任何一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系，都會影響世界戰略力量的平衡，不利於國際形勢的穩定，必將干擾中國的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這一外交的根本目標。現實表明，“一條線”戰略已不能適應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的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建立正常的對外關系的需要。
求實和創新，是鄧小平觀察思考問題的鮮明特征。時代在變化，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從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內建設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把握全局，高瞻遠矚地及時指導我們黨改變了“一條線”戰略，代之以更為實際、更為靈活、更具原則性的戰略政策方針，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針。
新時期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醞釀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於黨的十二大。（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