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成立起用大約100年時間，分三步基本實現現代化（2）
以上，鄧小平著重論述的，還只是“三步走”發展戰略的后兩步，即從實現“小康”到達到中等發達的兩大目標。這是整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主要部分。關於第一步目標，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曾經有著這樣的表述：為了實現二十年的奮斗目標，在戰略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后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這實際上是把小康戰略在步驟上分解為兩步，即前十年和后十年。關於這個問題，鄧小平較明確的談話大致在1986年至1987年期間，是在對我國20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和成就的概括基礎上產生的，是對小康步驟的細化。他在1987年4月會見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時的論述較有代表性。他說：“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正是在這次會談中，鄧小平比較完整地描繪了從新中國成立到21世紀中葉100年間中華民族的宏偉藍圖。他說，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半年后，黨的十三大以政治報告的形式，把從新中國成立起用大約100年時間，分三步實現現代化這樣一個發展目標和步驟，明確規定下來。江澤民在評價這個發展戰略時，也指出：這個戰略目標，既不是急於求成，也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符合我國實際，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
李鵬在談到鄧小平設計的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時說：
“小平同志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尊重客觀的經濟規律，這就是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底子薄、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這樣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因此他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要分三步走的這樣一個戰略目標。也就是說，首先要解決溫飽問題，然后達到‘小康’水平，然后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且是按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計算。這樣就為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奮斗目標，有強大的凝聚力，有具體實現的目標，也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小平同志提出的這樣一個三步走的戰略方針，是有充分的科學依據的，也是高瞻遠矚的，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也是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並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是十多年來鄧小平多次闡明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他為當代中國逐步擺脫貧窮所設計的一個戰略步驟。
1992年春在南方視察時，他再次強調了這個政策的重要性：“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部分先富”政策是新時期調動人民勞動生產積極性，從物質生活極端貧困中走出來的光輝起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鄧小平就針對扼殺人們勞動積極性、導致共同貧窮的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提出過嚴厲批評。1978年12月，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他說：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他強調，“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可見，鄧小平提出“部分先富”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突破舊體制的束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從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進入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多次談到“部分先富”政策的正確性。1983年1月，他在同國家經委、國家計委和農業部門負責人談話時指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1984年2月，他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要讓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這是個大政策，大家要考慮。1986年3月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他又重申了這個思想：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的這個虧。
正是在鄧小平關於打破平均主義，提倡勤勞先富思想的指導和扶持下，以包產到戶為基本形式的農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城市經濟改革經過試點並全面鋪開以后，創造了承包制、租賃制等新的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形式，出現了一批勤勞致富的帶頭人，凡是貫徹這個“大政策”比較好的地區，經濟水平都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事實証明，“部分先富”是一個成功的正確的政策。
鄧小平和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大力倡導和推動“部分先富”的政策，除了對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中“按勞分配”的原則有著深刻的理解之外，也是充分考慮到中國的實際的。首先，中國經濟呈現著極強的不平衡性。大致說來，發達程度由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依次遞減，沿江沿海地區基礎好，技術力量比較雄厚，工商業較發達，一旦政策適宜，很快就可形成強勁優勢。尤其是一些毗鄰台、港、澳的地區，利用其地理便利和悠久的人員往來、海外貿易傳統，在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方針和一些優惠政策的扶持下，脫貧致富，在短短幾年之間即可實現。而內陸，尤其是西北地區，由於各種條件所限，要使經濟很快攀上新的水平、人民生活有較大的提高，還要有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所以，地區之間要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有早有遲、有快有慢的長期過程﹔其次，在致富的主體即人的因素上，同樣有著明顯的差異。即使同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環境下，人們的文化素質不同、勞動態度不同、技術水平不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對社會的貢獻差別很大，按照按勞分配原則，領取的報酬也不能相等。這也決定了社會的各個成員之間不可能同步富裕。那些貢獻大、產出多的勞動者，多得是應該的。現階段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制度，在不觸犯法律的條件下，財富佔有多少不同，生活富裕程度不同，這都是允許的。人與人之間、單位與單位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所以，鄧小平說：我們講共同富裕，但也允許有差別。（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