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紀事”一鳴驚人：“小平支持我們”
《瞭望》的同志們對小平同志有著特殊的感情，這份創辦於1981年的刊物，從一開始就得到了他的支持與關心。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馮健回憶說：
那是1981年初，新華社決定創辦《瞭望》月刊（現在《瞭望》新聞周刊的前身），並計劃在創刊號上撰寫一篇特稿，報道中央領導同志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和全國人民幸福生活運籌帷幄、日夜操勞的工作情景，以激勵全黨、全國人民奮發圖強，同心同德干“四化”。
這個重大選題是新華社黨組下決心定下來的。經過10天緊張的採訪，我們搜集了大量生動感人的重要材料。在向新華社領導匯報后，社黨組認為，這些材料十分重要，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當即決定修改原來的計劃，在《瞭望》雜志上開辟一個專欄，把所得材料分篇整理，陸續發表。
經過《瞭望》編輯部討論並經新華社領導同意，這就是《瞭望》雜志創刊號上開辟的“中南海紀事”專欄。開辟專欄，報道中央領導同志工作情況，這在新中國的新聞史上還不曾有過先例。於是，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穆青專門為此寫了一個報告，把《瞭望》雜志開辦“中南海紀事”專欄的計劃、這個專欄的第一批選題以及專欄的第一篇文稿《中南海的春天》，一並送呈中央領導同志。報告送出后，大家還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這個計劃能否被批准。
結果令我們喜出望外，穆青的報告在3月25日送出，日理萬機的小平同志在第二天即3月26日，就圈閱了這個報告，批復：“可以。”
報告被迅速批復，使編輯部全體同志深感鼓舞，大家歡呼雀躍，互相轉告：“小平同志批准了！”“小平同志支持我們！”
《中南海的春天》隨著“中南海紀事”專欄，在《瞭望》創刊號上同讀者見面了。創刊號正式出版前四天即4月16日，新華社提前向國內外全文播發並詳細摘發了這篇6000多字的通訊。4月17日，全國30多家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報紙全文刊登了這篇通訊，4月16日和17日，香港、澳門的華文報紙，世界各大通訊社，都轉發了這篇通訊的內容。
按照計劃，《瞭望》雜志在“中南海紀事”專欄連續發表了第一批的三篇文稿：《中南海的春天》《心裡裝著八億農民》《經濟工作的戰略轉折》。這些文章經多家新聞媒體轉發，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瞭望》前任總編輯陳大斌說，在“中南海紀事”之前，外界對中央的事情不了解，感覺很神秘。《瞭望》把這個窗戶打開了，大家看到了中南海裡面的一些事情，用一鳴驚人形容不過分。“中南海紀事”代表了高層信息的開放，鄧小平同志批准開辦這個欄目並公開發表，這是新聞界的一個改革。
《鄧小平談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份特別的壽禮
《鄧小平談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是首先發表在《瞭望》上的鄧小平同志關於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論述。談及這篇報道的發表經過，《瞭望》籌辦者之一、原副總編輯劉野同志說，此稿的內容是朱敏之採訪回來后向我匯報的。我馬上跟她說要盡快將材料整理出來，送審看能不能發表。小平同志表示隻要核實內容無誤，他自己就不看了，可以發表。於是這篇文章就在《瞭望》上發表出來了。
朱敏之回憶說，1984年6月30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第二次會見日中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會見中，日本朋友請小平同志解釋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小平同志高興地、比較系統地作了回答。由於我是外事記者，所以被允許旁聽了談話。我將小平同志的講話記錄下來整理成了《鄧小平談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發表在新華社《瞭望》雜志上，那是國內首次披露鄧小平同志關於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論述。后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為了編輯《鄧小平文選》，尋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首先發表的出處，在《瞭望》找到我，根據我的採訪記錄核實了文章中的一些內容。經過修改，此文后來被選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劉野同志回溯這件往事時說，小平同志會見日本朋友是在6月30日，而《瞭望》發表這篇談話卻是8月20日，這對於新聞周刊來說，似乎是不應當的。但是，這當中有編輯部同志的一番心意。因為這一年的8月22日是小平同志的80壽辰。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和規定，是不准為領導人祝壽的。我們特意選定臨近小平同志壽辰的這一期發表他的這篇重要講話，是想以這種特別的方式寄托對他的良好祝願。
《瞭望》原總編輯李耐因說，那時新華社可以參看外交電報和外交文件，記錄了一些中央領導人的重要談話。其中，《瞭望》首先發表了鄧小平與日本友人關於“一國兩制”內容的談話和關於中國軍隊百萬大裁軍的談話。我們發現了這些重要講話，就與鄧小平同志當時的秘書王瑞林聯系，由鄧力群同志審定發表。
“我看可以吧！”
鄧小平同志運籌帷幄的非凡智慧，在中國新時期發展戰略決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本刊老記者、《運籌帷幄，決勝未來》（刊於1984年第41期《瞭望》“中南海紀事”專欄）一文的作者顧邁南同志回憶起來，心情依然難以平靜。她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那是1977年的初秋，全國科學界沉浸在百廢待興的興奮和喜悅之中，都摩拳擦掌地准備收拾儀器設備，大干一番。但是，仍有許多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未能澄清，一些人余悸尚存，徘徊觀望。
就在這時，國務院通知召開科學家和教授座談會。鄧小平來到科學家和教授們中間，在長達一個星期的時間，他天天准時到人民大會堂，傾聽科學家和教授們傾訴“四人幫”迫害之苦，傾聽大家為撥亂反正獻計獻策。這就是著名的“8·8座談會”。這也是我們採寫《運籌帷幄，決勝未來》這篇通訊的背景和由來。我有幸參加了“8·8座談會”。
那年，鄧小平同志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依然精神矍鑠。他身穿普通的便裝、布鞋，笑容可掬地出現在科學家和教授們中間，和大家親切握手。座談會召開期間，每天上午和下午，鄧小平同志由女兒鄧楠陪同，准時到人民大會堂聽取科學家和教授們匯報，並不時地插話。當科學家和教授們談到“文革”中，“四人幫”無知地宣稱“科學技術是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時，鄧小平同志明確地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不是什麼“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當科學家和教授們談到“四人幫”把科學和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都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范疇時，鄧小平同志明確地指出：科學和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談到關於調動積極性問題時，鄧小平說：要尊重勞動，尊重人才……“四人幫”創造了一個名詞叫“臭老九”。“老九”並不壞，《智取威虎山》裡的“老九”楊子榮是好人嘛！錯就錯在那個“臭”字上……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對知識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勵，還要採取其他一些鼓勵措施，包括改善他們的物質待遇。教育工作的待遇應當同科研人員相同……講按勞分配，無非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個問題從理論到實踐，有好多具體問題要研究解決。這不僅是科學界、教育界的問題，而且是整個國家的重大政策問題。
接著，1978年3月18日，小平同志又主持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確定了發展科技教育的一系列重大方針。
最難忘的是在全國科學大會期間，小平同志曾兩次為我審稿。有一天午后，我拿著鄧小平同志在會上的報告摘要，去找方毅副總理審閱，他正急匆匆地走向人民大會堂的一個休息廳，一面走，一面對我說：“走，跟我一起去找鄧副主席看稿！”
來到休息廳，方毅同志大聲地對小平同志說：“鄧副主席，這是新華社的小顧同志，她把您的報告寫了個摘要，我念給您聽聽……”
服務員見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站著談話，便搬來了椅子，小平同志擺擺手說：“不坐了，坐了很久了，就站著吧！”“新華社ＸＸ電：鄧副主席在全國科學大會報告摘要……鄧副主席說……”隨后，方毅同志便精神抖擻地大聲念了起來，幾千字的報告摘要，他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最后，小平同志說了句：“我看可以吧！”稿件就這樣播發了。
全國科學大會閉幕的那天晚上，鄧小平同志在閉幕的茶話會上，即席講話。我根據自己的記錄，隨即把講話寫進了新聞裡，在會上找到小平同志讀給他聽，請他審閱。小平同志停下和科學家的談話，也是站著聽我把稿件讀完的。他說：“我看可以吧！”
短短幾次接觸，使我對這位偉人的平易近人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這也是后來萌發了寫那篇通訊的緣由。通訊在《瞭望》周刊發表並由新華社向全國轉發后，在科學和教育界反響較大，許多科學和教育報刊全文轉載，一些科研和教育單位還作為學習文件。
（摘自《瞭望》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