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主政西南期間，為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以“兩個務必”為指針，以“勝利了的黨對黨員的要求應該更加嚴格”的從嚴治黨理念，帶領西南地區廣大黨員干部勇闖“勝利關”，在建設高效、嚴明、純潔的西南黨組織的過程中模范體現黨委領導人的主體責任，為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一、
當時，擺在鄧小平與西南局面前的“考題”可謂錯綜復雜、艱深難解，而承擔重擔的西南黨組織不僅存在黨員干部嚴重不足的客觀困境，且存在部分干部在勝利面前滋生驕傲自滿、貪圖享受、官僚主義等主觀傾向，其突出表現為：
驕傲自滿，鬧級別、爭待遇的“功臣思想”。早在二野准備進軍大西南之際，在個別干部中甚至個別高級干部中就滋長了“要求過高待遇的錯誤思想”。進城之后，這種爭待遇現象有所發展和抬頭。西南公安部的一位干部，就曾向組織討價還價：“不讓我當處長、副處長，讓我當科長，不干。”
貪圖享受、害怕吃苦的“五裡腿”之風。由於西南、川東、重慶三級黨政機關集中在重慶，機關用房、用車相對緊張，由此出現了少數黨員干部為本單位和個人爭要房子、爭坐汽車的現象。他們說：“重慶城山高坡陡，爬坡上坎，走不上五裡地就走痛了，不配備小車怎麼行呢！”於是，過去鑽幾十裡山溝溝都不痛的腿變成了“五裡腿”。種種貪圖享受情緒在黨政機關中無形蔓延，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
追求個人享受鬧離婚的家庭重組風。當時一些進城干部無視政治條件和社會道德，一朝“富貴”便想甩脫糟糠之妻另尋新歡，“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脅欺騙的手段”。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使領導機關喪失了威信”。
“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之風。命令主義突出表現在征糧工作中，有的部門為完成任務而不擇手段，對不順從的農民隨便扣押，採取游行罰跪等非法手段。同時，工作中的官僚主義也很突出。譬如一位因病掉隊被迫流落街頭的二野戰士，被人發現后送到重慶市軍管會，可接待處理的人麻木不仁，“仍推他出去，使他匍匐轉找二野司令部”。
毋庸諱言，剛從革命轉變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既面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也面臨治理反腐能力的重大考驗，若不能解決好這些“正在發展的蛻化、腐朽思想”，無疑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傷害，難以交出令人民滿意的“答卷”。
二、
鄧小平高度重視西南黨政機關和干部隊伍中的不良傾向，把黨風廉政建設放到極端重要的位置，以高度的主體責任意識制定措施、狠抓落實：
抓住關鍵節點開展黨政建設。1950年5月，西南局根據中央部署開展整風運動。鄧小平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認為西南黨內的不良傾向主要是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和干部中的蛻化腐朽思想。針對當時一些干部的官僚作風，他提出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名詞“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深刻揭示官僚主義的本質與危害。他提醒西南黨政軍各級要關心群眾疾苦，增強群眾觀念，認真糾正錯誤，肅清惡劣現象。這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鄧小平又領導西南局在歷時半年的“三反運動”中，結合西南地區實際開展工作，發現和清除了腐敗分子，使黨風為之一新。
抓住責任主體推進黨政建設。主政西南期間，鄧小平高度重視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黨風廉政問題，強調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認為黨的各級干部“能否以身作則，關系尤大”，隻有“區黨委、省委、軍區、兵團和中央局、大軍區幾級領導同志嚴格律己”，才能克服一切享樂腐蝕思想，承擔起建政初期的繁重任務。在“三反運動”中，為增強各級干部主體責任意識，鄧小平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帶頭進行反省，認真檢討工作的得失。為此，西南局有針對性地規定了六項辦法，以突出“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干部帶頭這個關鍵開展‘三反運動’”。正是這些嚴厲的思想與組織措施的實行，使廣大干部的主體責任意識得以增強，政治素質得到提高。
建立監督體系促進黨政建設。進入西南不久，鄧小平就注意到個別領導干部身上所滋生出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傾向，深感盡快在黨內完善黨內監督機制的必要性，由此指示把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府的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建立和加強起來，認為“這是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監督黨員守法的重要武器”。此外，鄧小平大力支持輿論監督，認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1951年夏，《新華日報》發表文章對重慶第三區人民政府提出批評，當時的區政府不僅抗拒批評，還追查批評者的姓名和住址。對此，鄧小平專門致信報社，要求頂住壓力，堅持真理不動搖，且責成重慶市委、市政府直接干預，追究責任，以教育黨員和干部。
三、
鄧小平主政西南期間，在政權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方面所進行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無不鮮明地展現出強烈的主體責任意識，其特點可大致歸納如下：
重視廉潔問題，強調過好“勝利關”。廉潔問題，關乎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能否貫徹“兩個務必”，始終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好作風，是黨在執政初期最大的挑戰和風險。執政之初，鄧小平就從歷史與現實的高度，對黨如何過好“勝利關”的重要性有深刻預見。他認為在我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歷程中始終貫穿著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兩種因素的斗爭。在革命勝利之后，消極因素就體現為各種“腐朽蛻化思想”及行為，它會侵蝕革命陣營中警覺性不強的人，破壞黨的團結、腐蝕黨的力量、鬆懈黨的斗志。因此，共產黨人隻有克服這種消極因素，才能交好進城“趕考”的答卷，過好“勝利關”，否則敵人就可能“轉到我們內部來瓦解我們，那是最可怕的”。
維護中央權威，創造性貫徹中央精神。鄧小平主政西南，既能以“兩個務必”為圭臬，自覺維護中央權威，又能創造性貫徹中央精神，在從嚴治黨、勤於理政的過程中不斷總結新經驗。如在整風運動中他推行先從高級干部開始，后至一般干部的工作步驟，以高級干部的率先垂范引領整個運動的做法，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贊賞，並將之推廣到其他各中央局，要求“亦照此步驟部署進行”。又如，1951年初冬，他針對當時“嚴重的驚人的浪費（也有貪污）現象，負責者多為干部”這一趨向給中央寫報告，由此引起中央對貪污浪費問題的警惕，毛澤東為此批示全黨：反貪污反浪費“是全黨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從而導致了“三反運動”在全黨的開展。
堅決懲處貪腐，傳導壓力教育干部。主政西南初期，鄧小平曾指出：“對於取得革命勝利的黨的要求，是要嚴還是寬呢？對於干部，特別是對老干部的要求是要嚴還是要寬呢？我們的回答是應該更加嚴格，對黨的組織要更嚴，對干部的要求要更高。”由此可見，“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早已成為他的自覺意識。正是基於此，他對領導機關的不良傾向毫不留情，對領導干部的貪腐行為堅決懲處，而對領導干部中的先進模范也不吝表揚，以此既傳導壓力，也傳導鼓勵。例如，針對當時“婚姻改組”之風，鄧小平就抓住貴州省綏陽縣縣長李民重婚這一典型，指示西南高級法院依法嚴肅懲處，最終使其受到開除黨籍、公職和判刑一年半的嚴厲處罰。此事經《新華日報》報道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震動，不僅警示了黨員干部，也有力地遏制了“改組”歪風。
率先垂范，自覺踐行“兩個務必”。打鐵還需自身硬，鄧小平就是踐行“兩個務必”的模范。當年，為杜絕領導干部佔用“私人公館”的現象，他親自擔任物資分配委員會主任，還率先垂范，嚴格從自身做起，西南局主要領導人劉、鄧、賀三家擠住在一個樓內，而鄧家更住在最窄小的三樓。土改運動中，他曾寫信給家鄉廣安縣委，要求按照政策把鄧家的家產全部分給農民。正是有鄧小平等西南局領導人的率先垂范，使聯系群眾、謙虛謹慎、廉潔自律之風在整個西南局各級干部中蔚然成風，形成了政通人和、風清氣正的新氣象。
西南局時期，鄧小平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工作，始終堅持把它作為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緊抓、細抓、實抓，充分體現了強烈的主體責任意識，由此也使我們獲得深刻的歷史啟示：
一是必須守土有責。黨委書記是黨風廉政第一責任人。隻有黨委始終把反腐倡廉置於重要位置，狠抓建設，黨風廉政工作才能見實效，才能管長遠。二是必須勇於擔當。反腐倡廉沒有禁區，黨紀國法就是衡量標准。黨委書記隻有勇於擔當，才能在任何情況下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置於首位，堅決維護黨的純潔性。三是必須善作善成。時代在變化，腐敗形式也在隨之變化，但不管怎麼變，都要求責任主體具備反腐倡廉的高超治理能力。要善於謀事，善於做事，善於成事，不斷提升治理腐敗的能力和水平，以永葆黨的先進性。（簡奕 楊新）
（摘自《中國紀檢監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