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后人們才知道，1979年鄧小平就說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按照鄧小平的設計，中國的經濟改革是自下而上由農村到城市逐步推進的。改革給中國大地帶來了生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希望，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矛盾和困惑。改革越深入，越向我們提出更多的問題和更高的要求，改革究竟要走向何方？改革究竟應選擇什麼樣的目標模式？
改革之際，鄧小平就給了人們一個基本的方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我們的改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是一場偉大的試驗。在改革之初，我們對改革的目標並不是十分清楚的。改革是一個實踐的過程，一個探求的過程，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沒有現成的經驗，而且荊棘叢生，充滿了“雷區”“禁區”。但是，不改革沒有出路，我們隻能“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去尋找新的目標模式。
改革從哪裡來？向何處去？我們回避不了計劃與市場的問題，傳統的觀念統治了我們幾十年，改革每遇到這個問題，就令人們望而卻步，步履維艱。
不破，不立﹔不告別過去，就不能走向未來。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也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當改革的實踐把中國進一步推向商品經濟的大潮時，我們開始醒悟，走出傳統觀念所造成的思想誤區，才能擁有一片蔚藍的天空。
在經過十多年的艱辛探索之后，我們終於認清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我們改革的目標模式。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這一目標模式被寫進了黨的十四大報告，隨之又被載入《黨章》和《憲法》，從而成為全黨的共識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這一目標模式的選擇來之不易。
19世紀末，馬克思曾設想，社會主義社會將有計劃地組織全社會的生產和經濟活動。1906年，列寧就明確提出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兩種對立的社會基本制度。十月革命后，俄共（布）曾一度試圖利用戰時共產主義這種特殊歷史時期准備“直接過渡”，“消滅貨幣”。列寧之后，在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經濟管理體制，其特征是排斥商品流通，否認價值規律在生產領域的調節作用，拒絕利用市場機制，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通過實物分配方法來管理經濟。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的一個傳統觀念就是：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搞社會主義隻能實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權管理的計劃經濟。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接受了蘇聯的經濟理論，照搬了蘇聯的經濟模式。第一個五年計劃后期，對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急促完成之后，計劃經濟開始支配著中國的整個經濟生活。
不可否認，作為一種戰時共產主義保障體制，傳統的計劃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對於保証國家利用強制力量集中資源從事大型項目建設，超前達到部分工業化目標，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也曾取得過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實績。但是，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日趨復雜，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局限性和弊端也日益暴露出來。主要表現在：以國有制為追求目標，搞“一大二公”，排斥或限制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遏制競爭，使經濟難以搞活﹔以平均主義為分配方針，抵制了生產者和經營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國家對經濟活動實行行政的、指令的、直接的管理，政企不分，投入高，產出低等。這些，嚴重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此，我們黨曾有所認識。陳雲在二十世紀50年代就提出要注意市場調節問題。毛澤東在“八大”前后也曾考慮過隻要社會有需要，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些“資本主義”，並對“權力過分集中”提出過批評。但是，由於不能突破傳統的教條和模式，在“左”的指導思想不斷干擾下，我們始終走的是一條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的計劃經濟的道路，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逐漸失去了活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事業的發展，我國實際已經逐步地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與此同時，在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也勇敢地探索了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鄧小平對創立這個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
改革之初，我們黨就開始意識到完全實行計劃經濟的不足。1978年7月至9月間，在國務院務虛會上，許多經濟學家就批評了要求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左”的觀點，提出應更多地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孫冶方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薛暮橋提出應當為長途販運平反，要利用市場搞活流通，等等。在這次會議上，李先念明確說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新提法。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會議上又說，他同陳雲談過計劃與市場的問題，陳雲同意在計劃經濟的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補充，不是小補充，而是大補充”。1979年3月，陳雲指出：幾十年來，無論蘇聯還是中國，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是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隨后，我們黨開始形成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認識，並為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和十二大所確認。相對於排斥市場調節的完全的計劃經濟觀念而言，確認市場調節的作用，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是，對於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這樣的本質性問題，十幾年后人們才知道，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曾做了回答。
1997年，《百年潮》雜志刊印了鄧小平1978年12月初為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親擬的手寫提綱。這份珍貴的手稿中有這樣一條：“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從價值法則、供求關系來調節。”顯然，此時的鄧小平已經有了市場經濟思想的醞釀。（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