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場試驗。判斷的標准：三個有利於（2）
1985年4月15日，鄧小平會見了來訪的坦桑尼亞副總統姆維尼。
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中，鄧小平向客人介紹了歷史的經驗教訓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政策。他說：
“現在我們干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干過的事。這場改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
“我們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斷總結經驗，堅定地前進。”
談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時，他指出：“城市改革比農村更復雜，而且有風險。我們經驗不足。中國社會過去閉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個很大的弱點。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會影響千家萬戶。但是有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作借鑒，加上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有風險，可以避免犯大的錯誤。當然小錯誤、中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確定的原則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所謂膽子要大，就是堅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穩，就是發現問題趕快改。”
改革越深入，步子越大，困難就越多，風險也就越大。每臨關鍵時刻，鄧小平總是激勵全黨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他常用“過五關斬六將”來形容改革的艱難，強調要讓全黨和全國人民懂得，改革是很艱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針、十全十美的方法是沒有的，面臨的都是新事物、新問題，經驗靠我們自己創造。他不斷地向人們提出，要解放思想，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要抓住國際國內的有利條件，敢於試驗，勇於實踐。同時，他還反復告誡人們，在改革的試驗中，既要大膽又要慎重，不能盲目蠻干，要及時總結經驗，穩步前進。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又處在一個極其關鍵的時刻。
面對深化改革中暴露出越來越多的深層次問題，加之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國際大氣候的影響，許多人，甚至有不少領導干部在我們的改革問題上也疑慮重重，憂心忡忡，在改革開放中思想不解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了。
在這關鍵性的時刻，鄧小平又說話了。
1992年初，在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點風險，辦什麼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麼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麼認為。”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重申了一個指導改革的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論原則：
“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
改革大潮沖擊著傳統的經濟體制，更沖擊著人們的觀念和意識。伴隨著改革開放，許許多多原來被視為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之中，刺激了經濟的發展，也引起了人們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姓“社”還是姓“資”。
從改革開放開始，改革每向前走一步，每一項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的提出，每一重大理論觀點的突破，幾乎都會遇到姓“社”還是姓“資”這一令人膽怵的問題。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舉了兩個例子：
“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只是經濟特區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的時候隻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來，第二年超過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這是就全國范圍講的。開始搞並不踴躍呀，好多人在看。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
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願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
鄧小平總結了集中反映在這兩件事情上關於改革開放的爭論，由此來說明，改革開放要邁開步子，就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突破僵化觀念，大膽地去闖，去試驗。
改革開放要邁開步子，要取得成功，不能靠本本，本本裡沒有現成的答案，而是要靠實踐，靠實事求是。判斷改革的是非得失，衡量我們各項工作的正確與否，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了一個根本的、科學的標准：
“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這實際上就是實踐標准、生產力標准。
20世紀80年代后期，有關部門在編輯《鄧小平文選（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時，針對鄧小平60年代說的這句話在社會上的不同演繹和看法，以及為解決這個問題，曾請薄一波詢問鄧小平的看法。
鄧小平的回答是：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在改革開放的嶄新實踐中，鄧小平的思想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1978年9月，在視察東北時，鄧小平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1979年10月，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詞中說：“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准。”
1980年5月，在會見幾內亞客人時，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准。”
1983年1月，在同宋平等有關部門負責人談話時，鄧小平說：“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准。”
根據鄧小平的這些思想觀點，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寫道：“全黨同志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應該緊緊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准。”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指出：“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准。”
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三個有利於”的標准作為一個完整的科學思想形成了，它是基於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根本任務而提出的一個實踐標准和理論標准。在改革開放的偉大試驗中，按照這一標准去判斷改革的是非得失，衡量各項工作的正確與否，對於我們排除來自“左”和右的干擾，驅除姓“社”姓“資”問題上的陰霾，大膽試驗，努力探索，勇於創新，開拓前進，具有重要意義。（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