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2）
然而，對於鄧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觀點，當時卻存在著種種疑慮和不同認識。
有人擔心，說改革是一場革命，會不會同“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那種“革命”相混淆﹔
有人認為，說改革是一場革命，會導致用改革否定和取代革命﹔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革命必須是質變，而改革隻能是量變，所以不能把改革稱為革命。
這些疑慮和認識，隻有通過改革不斷深化和發展才能逐步解決。
鄧小平以上三次關於改革是一場革命的重要談話，雖然當時新聞媒介作了及時的簡要報道，但並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黨的十四大以前，它們沒有被收入黨的重要文獻匯集之中。1987年出版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中，也沒有這三篇重要談話。直到1993年9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它們才得以公開發表。這也向人們說明了全黨認識統一的過程。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新的革命。早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就明確指出了改革的性質。他說，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任何革命都是掃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對於第一次革命而言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革命，把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二次革命，將把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中國變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國。對此，鄧小平在1985年8月21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這樣說：“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發展，實踐向人們更加清晰地表明，改革就其已經引起和將要引起的社會變革的深度和廣度而言，的確是一場新的革命。這一點，不但中國人逐漸認識到了，連外國人也開始認識到了。
1986年初，美國《時代周刊》評選鄧小平為1985年度的世界新聞人物。這個雜志曾經評選他為1978年度的新聞人物。如果說他當選為1978年度的新聞人物是因為他那特殊的政治經歷和“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非凡壯舉”，那麼，第二次當選，則在於他推行的改革“對十億中國人的生產力的一次解放”和“給中國帶來了如此巨大的變革”。
在這次評選之前，《時代周刊》組織了以高級編輯亨利·穆勒為首的33人新聞旅行團。在對中國進行了為期5天的考察和採訪，並同鄧小平本人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后，該團的成員們都承認中國的變化之大遠遠超出他們的預料。這一期《時代周刊》出版者序言中一個小標題，就是“鄧小平領導意義深遠、大膽而擔風險的第二次革命”。在封面設計上，藝術家羅伯特·盧森堡別出心裁地創作了一幅有鄧小平肖像的藝術拼貼畫，畫面左上方有一把剪刀在剪開紅綢子，這表示中國正向一個新時期邁進。盧森堡1982年曾到過中國，再次訪華后他深有體會地說：“今天出現的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奇跡，是三年前所不曾有的，這確實是一個偉大的開端。”
改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也為未來的中國探索了道路。正如鄧小平1985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所說：“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當然，鄧小平領導的“第二次革命”，並不是對我們“第一次革命”的否定，而是建立在“第一次革命”的基礎之上，對過去革命的繼承和發展。“第二次革命”不是否定和拋棄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那種原來意義上的革命，也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對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它的實質和目的，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改革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的體制，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不僅要大力發展生產力，而且要解放生產力。
掃除發展生產力的障礙，解放生產力，是革命和改革的共同特征和基本任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革命”，徹底打碎了束縛生產力的舊社會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而解放了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仍然有解放生產力的艱巨任務，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過去歷史造成的原因所決定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黨曾正確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其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但由於對這些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和基本國情的判斷出現失誤等原因，曾經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一味追求提高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程度和企業“以階級斗爭為綱”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結果遭到了嚴重挫折。再則，我國20世紀50年代所形成的經濟體制，雖然有其歷史的由來，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受到外國模式和自己某些空想的影響，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它抹殺了經濟社會化、商品化、專業化以及分工協作的內在聯系和要求，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的內在質量和整體素質的提高，從而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改革的根據，“第二次革命”的由來。
歷史的危機感和時代的使命感壓在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心頭，“要發展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隻有通過改革，才能破除束縛，解放生產力，從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嶄新實踐，由鄧小平提出的一個新概念。與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樣，人們對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個新概念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過程。理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隻講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解放生產力。
實際上，在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全面改革推開后，鄧小平就曾多次講過改革是解放生產力。
1984年11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挪威首相維洛克時說：農村改革實際上是一場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產力。
1985年3月7日，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的重要講話。他指出：“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
1985年10月23日，在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鄧小平指出：“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1987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也門總統薩利赫時說，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解放了黨和人民的思想，也將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可惜的是，當時的理論界未能很好地注意和領會鄧小平這些論述的深刻含義，未能認真地加以研究和宣傳。所以造成這樣的狀況，與是否承認和贊同“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聯系在一起的。（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