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大地方的權力，特別是企業的權力（3）
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的改革的精神，中共中央於1979年4月召開了工作會議，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步驟作了原則規定。會議確定：鑒於最近幾年來，國民經濟將以調整為中心，城市改革隻能在局部領域進行，認真調查研究，搞好試點。改革的重點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加企業的活力，實行嚴格的經濟核算，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把企業經營的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挂起鉤來。要劃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權限，在中央統一領導下，調動地方管理經濟的積極性。對行政機構要實行精簡，更好地運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要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會后，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組織一批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專門調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問題，負責提出有關改革的方案。這樣，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就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為內容，逐步在局部范圍內開展起來了。
在此之前，作為城市經濟改革先行者的四川省，早在1978年10月，就在重慶鋼鐵公司等6個企業進行了試點。試點從發動群眾討論增產節約計劃入手，確定在增產增收的基礎上，企業可提取一些利潤留成，職工個人可獲得一定的獎金。這一做法，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僅一個季度就收到較好的效果。
1978年底，四川省委省政府總結了6個試點企業的經驗，經過反復醞釀，制定了責、權、利相結合的14條試點辦法，除明確規定企業對國家應承擔的責任外，還正式提出，企業享有增產市場需要的產品或承接來料加工，在全面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可實行利潤留成和提取企業基金，不需要上級批准，可以提拔中層干部，可以銷售商業部門不收購的產品和試銷新產品等方面的權力。
四川省對企業採取這些放權讓利的措施，其基本出發點，是考慮到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已改掉“一個哨子”（指克服農業生產經營權集中到生產隊長、農戶無權的情況），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就應先行解開“一條繩子”（指解開捆綁企業手腳的繩索），讓企業有經營自主權，調動企業經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為此，在經濟領域必須沖破“凡是論”的觀點，即“凡是過去形成的體制都不能動，凡是延續多年的運行機制都照搬”，改變企業“怕活不怕死”，對商品煩多（倉庫不足，不知往哪裡銷售）不煩少的現象，放開手腳搞改革。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該省到1979年8月，迅速將擴權試點企業發展到100個，並取得了初步成效。根據四川省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對這100個試點企業的考察，1979年頭八個月的產值和實現利潤，分別比1978年同期增長了14.1%和21.8%。同全省其他非試點企業相比，平均增長幅度更是高出39.3%和一倍以上。產品質量的提高和品種的增加，也都比一般企業好。
1979年5月25日，國家經委等6個部門聯合發出《關於在京、津、滬3市的8個企業進行企業管理改革試點的通知》，確定在首都鋼鐵公司等8個企業，進行企業管理改革的試點。《通知》提出，改革企業管理，首先必須擴大企業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通知》的主要內容是：主管部門要在當年內對企業實行“五定”，即把產品方向、生產規模、燃料動力和主要原材料來源以及協作關系盡快定下來﹔企業的人財物、產供銷，要由企業主管部門綜合平衡、統一安排等，共11項規定。通過試點，對於調動企業增產增收的積極性，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在這些先進單位的帶動下，許多地方和部門管轄的企業，也依照8個試點企業和四川省的經驗，自定辦法進行試點。為了進一步加強和統一各地的試點工作，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又將《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關於開征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於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方法的規定》《關於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暫行規定》等5個文件發給各省、市、自治區，以指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工作。
這些措施，對促進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到1979年底，全國試點企業發展到4200個﹔到1980年6月，又發展到6600個。這6600個大中型試點企業，約佔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總數的16%、產值的60%、利潤的70%。通過擴權試點，企業有了一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和獨立的經濟利益，開始成為一個具有內在動力的經濟單位，企業開始重視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普遍增強了經營觀念、市場觀念、服務觀念和競爭觀念。企業的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利潤也大幅度增加。如廣州市試行擴大自主權的34個企業，1980年1月至5月，工業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7.7%，實現利潤比上年同期增長21.9%。吉林市在實行新的財政包干制和擴大了某些企業的自主權后，1980年1月至5月，市一級工業企業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22.1%，實現利潤比上年同期增長了一倍多。隨著企業有了部分產品的銷售權，市場調節作用開始得到發揮。1980年以后，由於破除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老框框，允許企業的一部分生產資料在市場上出售，使城鄉經濟更加活躍。
在推行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的基礎上，黨中央、國務院又相繼開始了商業流通體制、外貿管理體制、財政稅收體制等方面體制改革的試點和嘗試，並選擇一些中小城市進行城市綜合改革試驗。這些試驗和嘗試，為進一步推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條件。
隨著農村改革獲得成功，城市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的改革試驗取得良好效果，特別是隨著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基本完成，鄧小平在黨內的決策地位進一步確立和鞏固。從黨的十二大起，中國的改革開始了向以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全國改革的轉移。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第六次來華訪問的日本自民黨副總裁二階堂進。
會見進行了80分鐘，鄧小平同二階堂進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深入交談。
在談到中國國內情況時，鄧小平對客人說：“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盡管是有風險的事。”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使用“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樣鮮明、准確的文字和概念。同一時期，鄧小平類似的提法也很多。
1984年10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時指出：“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革命。”
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的採訪時，鄧小平指出：“我們也講現在我們搞的實質上是一場革命。”
鄧小平把改革與革命相提並論，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進行的改革實踐的高度評價，是對改革的目的、性質、作用的科學揭示，同時也是為了進一步克服和校正人們對改革認識的種種疑慮和偏差，推進改革的深入發展。（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