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開始的地方——學訪習近平“三農”思想的浙江實踐

圖為下姜村一景。

編者按：浙江是習近平“三農”思想重要形成地。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高度重視“三農”工作，親自部署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等一系列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工程，作出了一系列關於“三農”發展的重要論述，對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體制和“三農”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和實踐探索，推動浙江高效生態農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步伐走在了全國前列。在鄉村振興戰略開局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學訪習近平“三農”思想在浙江的實踐，總結浙江“三農”改革發展經驗，對於新時代深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更好地開辟“三農”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壹：序章

5月11日，浙江省淳安縣下姜村粉牆黛瓦、曲徑清幽。村民姜祖海開的“望溪”農家樂，籠在絲絲煙雨中，更添江南況味。

“下姜村，夢開始的地方。”這句旅游宣傳語，刻在了村裡的顯眼地方。今天的下姜村，“農家樂，民宿忙，游人如織到下姜。”一個人口不到800人的小村庄，今年前五個月，接待游客超過8.5萬人次，同比增長150%，2017年全村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7045元。

而就在15年前，下姜村也有一句歌謠：“土牆房，半年糧，有女不嫁下姜郎。”彼時，讓下姜村遠近聞名的是貧窮、是落后、是污染。

轉折點發生在2003年4月24日。

這一天，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乘車從淳安縣城顛簸了60多公裡的“搓板路”，又坐了半小時輪渡，再繞100多個盤山彎道輾轉來到下姜村。

“當時，習書記就給我們講綠色發展理念，就是在我們下姜村，因為靠近千島湖，習書記說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水’這句話。”回憶起當年的場景，下姜村老支書姜銀祥依然很興奮。

如果說，2003年的下姜村是“兩山論”的早期萌芽，那麼，2005年的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則是“兩山論”公認的發源地。

5月9日，記者走進余村的村級電影院，那裡正在播放著一段珍貴的影像資料：2005年8月15日，在余村狹小炎熱的村委會會議室裡，聽到干部匯報說關停礦山、水泥廠，村級經濟與百姓收入出現下滑以后，習近平同志面容溫和、語氣果斷，說出那段深遠影響中國未來的話：“剛才你們講了，下決心停掉一些礦山，這個都是高明之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過去講，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實際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余村下決心關停了“全縣規模最大的石灰石開採區”，十幾年過去，當地恢復了竹海碧波、莫干勝景，靠綠水青山引來大批游客，實現了從“賣礦石”到“賣風景”的華麗轉變。

此時，當年許多對“兩山論”一知半解，甚至抱以懷疑態度的人，才由衷地為這份預見性和洞察力深深折服。“兩山論”直接為浙江走什麼樣的路、追求怎麼樣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生態優勢也成為推動浙江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動力。

如今的余村，鐫刻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巨石紀念碑立在村頭，無聲地述說著余村鳳凰涅槃般的轉型、嬗變。

但嬗變的豈止是余村！千百年來，錢塘江逶迤而行，在中國江南秀山麗水之地折成了一個“之”字。因水之折，浙江之名由此而來，奔騰不息的江水也因“之”隨物賦形，在潮起潮落間孕育著、生發著革新的偉力。

而浙江的農業、農村、農民，也許是更早觸摸到浙山浙水的靈動，就在這革新的氛圍中，像夢工場一樣到處上演著奇幻與蝶變：在這裡，傳統種養漸成歷史，當注入文創、休閑、養生等元素后，農業變得時尚、精致而又高效﹔在這裡，農村不再是被遺忘的角落，反倒成了市民競相踏足的后花園，人們把鄉村生活奉為潮流、視作夢想﹔在這裡，農民也不再是“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寫照，而是拿著手機栽水果，穿著皮鞋種水稻，開著寶馬辦民宿，讓人恍惚：這是市民還是農民？在這裡，農業與旅游的界線在模糊，農村與城市的界線在模糊，農民與市民的界線同樣在模糊。

而說起這些變化，浙江人多會不約而同地提起，曾經擔任5年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盡管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已是十余年前的事了，但他的“三農”思想在浙江深深扎根、歷久彌新。

這是中國夢、“三農”夢開始的地方。5月，沿著習近平“三農”思想的實踐路徑，記者來到浙江，學訪中國“三農”的浙江答卷及其背后的脈絡邏輯。

貳：初心

嘉興南湖一隅，一艘小船靜靜停泊。97年前，這艘看上去不起眼的小船劈波斬浪，開啟了中國革命驚天動地的歷程。

沿著早期共產黨人的足跡，在黨的十九大閉幕一周后，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專赴嘉興，重溫初心。

初心是什麼？

90多年前，依靠農村革命，中國共產黨推動了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40年前，發軔於小崗村的農村改革打開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大門﹔5年前，承載著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使命，中國夢成為新時代的最強音。

任務與時俱進，初心始終如磐。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不變的諾言。

但是，歷史的命題、時代的叩問一再提醒：中華民族要復興，中國要回歸世界之巔，“三農”始終是繞不過去的門檻，傳統農業大國的偉大復興，注定要從鄉村出發。

鄉村，必將再度成為泱泱大國——“夢開始的地方”。

黨的十九大，吹響了鄉村振興的號角，無數沉寂在神州大地的村庄，振興的夢想在孕育、在破殼、在生長……

先行踏上振興之途的浙江鄉村，如熠熠閃耀的星光，照進了中國無數平凡村庄振興的旅程﹔而她自己，腳步也從未停歇，正在朝著習近平同志15年前親自擘畫的夢想奔跑，實景演繹著中國鄉村振興的盛大圖景。

讓我們沿著時間軸回到2002年，當年10月12日，習近平同志調任浙江，他的日程排得滿滿當當，在3個月時間裡跑遍了11個地市。而所有議題中，他最關心的還是“三農”。

然而2002年的浙江，對下一步經濟社會如何轉型升級、如何看待“三農”問題還是有疑問的。當時，作為一個GDP全國排名第四的工業強省，有人認為搞農業不如搞工業﹔有人甚至擔心，以工促農會拖慢工業發展速度、拉低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延緩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

對此，習近平同志態度非常明確。“無論經濟發展到什麼水平，無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到什麼程度，農業的基礎地位都不會變。”2003年1月13日，習近平同志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講到。

2005年5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農民日報》專訪《習近平的“新‘三農’”說》中，深刻論述了他對“三農”工作的認識，即：務必執政為民重“三農”、務必以人為本謀“三農”、務必統籌城鄉興“三農”、務必改革開放促“三農”、務必求真務實抓“三農”。

此前3個月，他在《務必執政為民重“三農”》中寫道：“目前，我國人均生產總值已超過一千美元，我省已接近三千美元，工業化、城市化呈進一步加速的趨勢，這既是一個有利於‘三農’問題根本解決的戰略機遇期，也是一個容易忽視‘三農’利益、導致各種矛盾凸顯的社會敏感期。”

今天聽來，這是多麼熟悉的話語，多麼睿智的論斷！但對當時的浙江，這無異是當頭棒喝，是一種發展觀的革命，是重農強農富農的宣言！盡管時光荏苒，但習近平同志的這一“三農”新思想，一直指引著浙江“三農”蹄疾步穩。自此，在浙江，無論是沿海，還是平原，或是山區，“三農”始終是重中之重，是精力、財力重點關注和扶持的對象，而這，不能不說與習近平同志當年的率先垂范密切相關。

在浙江抓“三農”工作，習近平同志不僅有理論，更有實踐﹔不僅跟中高級干部講，還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向基層干部宣講，把“三農”工作做得既高屋建瓴又落實落細。嘉興市海鹽縣通元鎮雪水港村72歲的村民陳新祖至今還記得2006年1月4日的情景。“習書記進來的時候，我正好站在門邊，他走過來第一個就和我握手。”陳新祖說。

不過，陳新祖怎麼也不會料到當天下午發生的事：習近平同志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向海鹽縣160多位村黨支部書記和縣、鄉鎮負責人作專題宣講。時任於城鎮黨委書記金愛明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可不得了了，省委書記給村支書開會講新農村建設。”

今天，沿著草蛇灰線回到過去，我們恍然發現，也許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著眼於古老民族“兩個百年”復興征程的雄圖偉略就在思考、探索。

而這，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八八戰略”。2003年7月10日，在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上，習近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指引浙江未來改革發展的“八八戰略”。

關於“八八戰略”，習近平同志曾這樣闡述：第一個“八”所指的“八個優勢”，並非單純指已經體現出來的優勢，而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結合實際作出的總體把握，體現了繼承和創新的統一。第二個“八”則是指八個方面的舉措，是針對進一步發揮、培育和轉化優勢提出的，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增創新優勢、再上新台階。

“八八戰略”體現了“經濟優等生”的浙江對自己未來方向的思考與探索，更體現了決策者對發展大局的責任與擔當。

“八八戰略”核心要義離不開習近平“三農”思想方略。談及“八八戰略”，習近平同志不止一次講到，浙江改革開放以來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始終重視“三農”問題，不脫離農業抓工業化，不脫離“三農”抓城市化。

從“八八戰略”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攬全局、架梁立柱的宏圖大略，成為小到一個省、大到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遵循。

浙江省委書記車俊認為，浙江這些年的改革發展，都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確指引的結果﹔浙江今后的發展，也必須深學篤用，爭當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排頭兵。

承接“八八戰略”，對應鄉村振興。省長袁家軍表示，浙江將從更深層次、更寬領域對待“三農”問題、認識鄉村振興，從全方位來統籌謀劃、協調推進。

“習近平同志開創性地提出了加快城鄉一體化、創建生態省、推動海洋經濟和欠發達地區發展三大舉措，這對浙江的‘三農’發展，可謂是定海神針！”浙江省副省長彭佳學說。這位分管“三農”的副省長，是農田水利科班出身，此前長期在水利、海洋漁業等部門工作，他說，尤其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提出，正式開啟了浙江“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階段。

從西子湖到中南海，習近平“三農”思想日漸豐盈，臻至升華。

2013年12月，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

2015年7月，在吉林調研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

2016年4月，在小崗村召開的農村改革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不移深化農村改革，堅定不移加快農村發展，堅定不移維護農村和諧穩定。

2017年10月18日，在黨的十九大這個承前啟后的歷史時刻，習近平同志再一次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三個必須”“三個不能”“三個堅定不移”成為習近平“三農”思想最為鮮明也最為系統的總括性要求﹔而“三農”的重中之重地位，則從《之江新語》到十九大報告，都是始終如一的堅守、始終不變的初心。

三：融農

“嗚—嗚—嗚—”在安吉縣魯家村，每天早上9點，村裡的觀光小火車都會迎著清晨的陽光准時出發。村民們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聽到小火車汽笛聲響起。火車一響，“黃金萬兩”：游客來了，收入就來了。

魯家村曾經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一沒產業，二沒名勝古跡，三也談不上區位優勢，2011年還是泥巴路、土坯房，村民收入靠養豬、養雞，污染不小，利潤卻不高。

2011年，被稱為“PPT書記”的朱仁斌當選村黨支部書記，上任伊始，他就請專業機構為村庄做規劃，然后拿著規劃的“PPT”招商引資。在經過反復論証后，他帶領魯家村走上了“家庭農場+鄉村旅游”的發展道路，如今村民人均收入達到35600元。

在諸暨市的山下湖鎮，從一產的特色蔬果種植，到二產的火龍果精深加工，再到三產的休閑旅游、教育培訓、文化創意等，一家名為“米果果小鎮”的農場，有著農業版“迪士尼樂園”之稱，每到節假日，人頭攢動，車水馬龍。

農場所在的解放村，過去一直以水稻種植和魚塘養殖為主。而現在，工商資本帶來了資金、技術、人氣，關鍵帶來了先進的經營模式。“簡單種種養養，已很難吊住消費者胃口，需要通過拉長產業鏈，來獲得更高效益、更快發展。”“本土老板”陳照米說。

現在，傳統農業得到改造，村黨支部書記虞國新說，老百姓不僅有租金、有分紅，還能在家門口就業。

在浙江，像魯家村、“米果果”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浙江省農業廳廳長林健東認為，當傳統農業與加工、採摘、養生、旅游、文創等結合后，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新業態，讓農業身價倍增、脫胎換骨，也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農業。

記者發現，浙江三產融合風生水起，消費市場和前景固然是前提，但政府的支持與保護，同樣功不可沒。甚至可以說，正是政府持之以恆抓基礎設施，堅持不懈出扶持政策，才為三產融合鋪平了道路。

這一點，浙江省裡的態度很明確：農業是安天下、穩人心的產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但同時，農業畢竟屬於市場經濟，首先得有錢賺。浙江本身人多地少，農業產業又普遍多小散，靠規模、靠產量顯然難以取勝，必須另辟蹊徑，創立獨特的競爭優勢，方可佔有一席之地。

面對嚴峻挑戰，2003年，習近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提出，發展高效生態農業，並且明確將休閑農業、觀賞漁業、森林旅游等業態，列為新興產業予以扶持，並指出“所謂高效，就是要體現發展農業能夠使農民致富的要求﹔所謂生態，就是要體現農業既能提供綠色安全農產品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在內涵上，高效體現的是產業致富，生態則體現的是，既要提供綠色安全的農產品，又要可持續發展。這一目標的提出，符合浙江資源稟賦的實際，也符合現代農業發展的趨勢。”浙江省農業廳副廳長唐冬壽談起學習總書記指示精神時，深感受益匪淺。

三產融合，農業是基礎，浙江將目光聚焦基礎配套設施。

過去，浙江也有一些農業園區，但都是示范性質，數量和輻射面十分有限。2010年開始，浙江在習近平同志繪就的藍圖上，將“糧食生產功能區”和“現代農業園區”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現代農業的主戰場、主平台和主抓手，既扎緊糧食生產的籬笆，同時借此推動現代農業發展。

“事實証明，浙江持之以恆抓‘兩區’建設，這條路子走對了！一下解決了以往經營主體、產業布局、工作力量、資金使用散亂的弊病，實現‘一個池子蓄水’，為政府統抓農業，主體發展產業，搭建了絕佳平台。”林健東告訴記者。

余杭地處杭州近郊，區位優勢顯著，很早就打出了培育農業園區的口號。農業局局長丁少華深有感觸地說，目前余杭建成了133個500畝以上的現代農業園區，如今它們大多成了三產融合的最佳平台。

2015年，浙江又在“兩區”基礎上，推出“農業產業集聚區”和“現代特色農業強鎮”，直接聚焦三產融合。現在，全產業鏈幾乎成為浙江農業的骨骼，也成為眾多經營主體的“不二法則”。

靠花卉苗木、種子種苗起家的浙江“森禾”，早已將觸角伸至生態修復、城市綠化、園林設計等服務業，就連往常地方性的一些生產研發基地也變身花海。

義烏的“資深豬農”朱儉軍，一改傳統方式，讓豬圈立體化，建起了六層高的現代化豬舍，自動喂料、自動清糞，還可進行無臭化處理。以養殖為基礎，一條集加工、包裝、儲運等的“中央廚房”鏈條雛形出現。

被譽為“中國淘寶第一村”的臨安市白牛村，村民們靠著一台電腦、一本《新華字典》，一個字一個字敲打出電子商務創業之路。2017年通過電商銷售山核桃400多萬斤，銷售額3億多元。

這幾年，浙江的農家樂、民宿早已邁過“小打小鬧”的階段，進入到全面發展的鄉村旅游時代。目前，從省裡到市、縣都在規劃和推介“鄉村旅游線路”，串點成線，為游客提供便利，還將農家樂、民宿、鄉村旅游，列入政府採購目錄和工會療養休養等，鼓勵其發展。像杭州、長興，幾乎月月都有農事節慶活動，幫助聚人氣、打品牌。在湖州，鄉村酒店、高端民宿、農家樂、農庄，對應各類消費，提供了多元選擇。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浙江已建成4598個休閑觀光農業園區，接待游客2億多人次，實現總產值352億元。

在唐冬壽看來，通過融合發展，浙江農業的地位得以夯實，影響力得以擴大，同時也走出了浙江獨特的發展道路。

浙江統計部門的一項研究顯示，盡管農業一產在浙江僅佔GDP不足4%，農產品加工業也不佔優勢，但按照三產融合發展的口徑計算，涉農產業所佔全省GDP的比重已超過了10%。

15年來，浙江審時度勢，揚長避短，更注重品質品牌，更注重產業鏈的融合，一以貫之，接力奮斗，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毫不動搖地走可持續發展的高效生態農業之路。成績可圈可點，經驗彌足珍貴。2011年，習近平同志曾對《農民日報》總結浙江現代農業發展經驗的報道予以批示：浙江在農業發展理念、農業經營主體、農業生產要素重組、農業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的創新，符合浙江農業資源實際，符合現代農業發展規律，對推動浙江現代農業發展產生明顯效果，對浙江發展現代農業方面的好做法，可認真總結，積極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