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開始的地方——學訪習近平“三農”思想的浙江實踐【2】

肆：和美

5月江南，天青欲雨。

今年2月剛履新金華市委書記的陳龍，一直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根據金華市的資源稟賦、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特色，在激烈的“美麗鄉村”競爭格局中，彰顯自己的個性，突出差異化優勢。

陳龍此前長期從事“三農”工作，在與省內麗水、湖州、杭州、寧波等地進行了全面對比和分析后，他提出了“和美鄉村”的定位。

“和美鄉村與美麗鄉村，雖然隻有一字之差，但內涵不一，要求更高，注重內在美、全域美、全面美，是美麗鄉村的升級版，將作為金華實施鄉村振興的總載體。”讓陳龍感到有基礎的是，十多年來，通過狠抓配套設施和綜合發展，金華鄉村的“顏值”和產值都在不斷提升。

在金華市金東區曹宅鎮金溪村，記者看見一座粉牆畫壁、修竹芊芊的院落，遠遠望去還以為是私人別墅。走近才發現，居然是一座豬場。豬場老板倪洪根告訴記者，豬場存欄500頭生豬，配套建設沼氣池、干濕分離機、污水處理設施等，真正做到了零排放。

和美鄉村也好，美麗鄉村也罷，說的都是如何美上更美，美上加和，但如果沒有15年前的“千萬工程”，哪裡有今天和美鄉村與美麗鄉村的競爭或升級？

時光回轉到本世紀初。彼時的浙江農村，環境臟亂差問題突出，群眾揶揄，走在浙江農村，要走過許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個干淨的村。

城與鄉，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兩大空間載體。城鄉關系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一對關系。2004年1月召開的浙江省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就提出，“力爭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上走在全國前列。”

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如何引導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是一個重要課題。發軔於2003年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為此提供了一個有效示范。

時任浙江省農辦副主任、被習近平同志稱為“省級農民”的顧益康回憶說，有一次陪同習近平同志下村調研，看到一個村環境很好。習近平同志問，這樣的村在浙江多不多？

顧益康如實告知：不多。據省農辦摸排，當時浙江僅有4000個村庄環境較好，剩余的3萬多個村庄環境普遍較差。

差到啥程度？像經濟最發達的杭州、紹興等地，農民有了錢，紛紛蓋起小別墅，可家裡現代化，屋外臟亂差，垃圾靠風吹，污水靠蒸發，河裡滿是垃圾和黑水，農民連洗拖把都嫌臟。

習近平同志一路聽，一路看，一路思考。2003年6月，一項名為“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的工程，在浙江拉開帷幕。習近平同志親自部署：全面整治1萬個行政村，並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想致富，先修路。2003年，浙江啟動實施鄉村康庄工程，新建和改造了一大批通鄉通村及農村聯網公路，公裡數平均年增長30%。

那5年裡，從通村公路，到村內的道路硬化，從垃圾收集，到衛生改廁，從河溝清淤，再到村庄綠化，“千萬工程”就像大合唱，全面徹底解決村庄環境衛生。習近平同志親自抓，親自部署，每年召開現場會，為了鼓勵各地創新爭優，會議地點下放到縣，哪裡做得好，就往哪裡開。《農民日報》2005年11月21日曾在頭版頭條位置，以《習近平書記和他的三次現場會》為題進行了報道。

“從省裡到地市，再到縣裡，都是‘一把手’抓‘千萬工程’，這成了一個雷打不動的慣例。盡管每年布置的工作有所側重，但一直以來，決心不變、主題不變，5年便完成了初步目標。”顧益康回憶說，起初，對“一把手”親自抓，許多人也不解，可正是由於這股恆心和魄力，讓浙江農村環境整治形成破竹之勢。

5年結束，“千萬工程”並未就此止步，而是進入到整體推進的新階段，將整治內容拓展到生活污水、畜禽糞便、農藥化肥等面源污染整治，以及農房改造建設，之后浙江又啟動農村垃圾分類、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等一系列后續工程。

如今，“千萬工程”在浙江大地結出累累碩果，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累計約2.7萬個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設，佔浙江省建制村總數的97%﹔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處理，建制村全覆蓋，11475個村實施生活垃圾分類處理，佔比41%﹔90%的村實現生活污水有效治理。

對應鄉村振興總體要求，前不久，浙江出台了《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高水平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行動計劃》，將實施“萬家新型農業主體提升、萬個景區村庄創建、萬家文化禮堂引領、萬村善治示范、萬元農民收入新增”的“五萬工程”。“千萬工程”在其發源地有了升級版。

曾經境內皆是“黑水河”“牛奶河”的浦江縣，如今河水清澈，野生魚兒又多了起來。縣委書記施振強感慨良多：“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論深入人心，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人居環境改善的好處，再也不會回到為了發展而犧牲環境的老路上了。”

嘉興市早在2003年，就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概念，並在全省率先制訂規劃綱要，聯動推進“城鄉空間布局、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等六方面的一體化。這些年來，嘉興市的城鄉居民收入比一直保持全省最低。嘉興的城鄉統籌除了注重環境打造外，還格外注重以人為本。在嘉興市副市長洪鵬鵬看來，城鄉一體化就要推進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老百姓享受優質的教育、衛生、文化服務。

作為“東南形勝，江吳都會”的杭州，一直不缺游客，但是杭州市副市長王宏告訴記者：“如今的杭州，每年1.6億游客中，有1/3到過杭州的鄉村，這股潮流已勢不可擋。”他表示，杭州要順應鄉村生活成為一種向往和時尚的潮流，“把鄉村打造成城市的大花園、大景區。”

“鄉村旅游的發展，為浙江的新農村建設找到了一條可持續發展道路，也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增添了一大新亮點。”彭佳學說，數據顯示，去年浙江僅農家樂接待游客就達到3.4億人次，總收入超過353億元，“未來三年內，浙江將打造1萬個A級鄉村景區，其中，1000個還將達到3A級標准。”

最近，浙江更是啟動了投資1.25萬億元的全省大花園建設，目標是要形成“一戶一處景、一村一幅畫、一鎮一天地、一城一風光”的全域大美格局，建設現代版的“富春山居圖”。這是浙江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大手筆，也必將為浙江的“三農”和鄉村振興帶來巨大機遇。

如今，行走在浙江大地上，記者愈發強烈地感受到，城與鄉之間的界線已經越來越模糊。公路、郵站、寬帶、客運班車“村村通”，廣播電視“村村響”，農村用電“戶戶通、城鄉同價”……總之，村庄整治建設的點定在哪裡，相關部門的項目和資金配套就跟到哪裡。

與金華市委書記陳龍思考相契合的是，浙江美麗鄉村建設如今已經超越了環境整治階段。鄉村的“美麗”，內涵更深，層次更高，范圍更廣﹔不僅有物質，也有精神﹔不僅有“顏值”，更有品味﹔不僅有富裕，還有祥和。

鄉村文化繁榮起來，讓老百姓“心有所棲”。

“一個村庄得有一個文化中心，不然精氣神就散了。”淳安縣委副書記董文吉說。2013年，浙江在全省啟動建設以“農村文化禮堂”命名的鄉村文化服務綜合體，喚醒了沉潛於鄉野民間的文化自覺意識，接續起綿延於歷史時空的江南文脈。如今在浙江，農村文化禮堂是村民最願意去的地方，也是村民笑聲最多的地方。截至2017年年底，已有7916個農村文化禮堂在之江大地上拔地而起，成為永不謝幕的村庄客廳。

基層黨建強起來，引領著鄉村同心同向，雁行有序。5月11日，在浦江縣浦陽街道同樂村，青磚小瓦馬頭牆，紅花綠樹芳草茵。走過每一戶村民門前，都能看到標有編號的分類垃圾桶，村裡看不到一處亂堆的垃圾。

“起初，我們干部入戶宣傳監督垃圾分類時，村民們不理解，效果並不好。”浦江縣浦陽街道黨工委書記陳煒說，2013年開始，浦陽街道根據農村熟人社會的特點，每名黨員干部包干聯系10戶以上農戶，每隻垃圾桶對應有編號，將聯系戶垃圾分類情況納入干部的日常量化考核，並以“紅黑榜”形式進行公布。“黨風正，民風淳。黨員的面貌改善了，村庄的精神面貌才能煥然一新。”陳煒說。

鄉村治理模式完善起來，構建起鄉村格局的龍骨。而作為“三治合一”的探索地，嘉興市桐鄉市高橋鎮岳風村早在2013年，就開始探索構建“法治、德治、自治”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起初我們想單獨搞法治、德治、自治的試點，但運行了一段時間發現，‘三治’分開根本搞不了。”高橋街道黨委副書記徐曉葉告訴記者，近年來，桐鄉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開幕當天，村民早早聚集到村委大院電視機旁，當習近平同志擲地有聲說出“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村民們頓時激動起來：“總書記說‘三治合一’了！”

我們當然不好說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治合一”一定起源於岳風村，但岳風村的實踐是習近平“三農”思想在浙江根植人心結出的碩果，則是毫無疑義的。

伍：創客

“最憶門前鏡湖水”。5月11日，浦江縣前吳鄉，清澈湖水緩緩流淌。沿著湖邊的木棧道一字排開的高端民宿就有13家，大長條桌臨湖而置，家人朋友在此，喝上一杯龍井，嘗一下當地特色小吃，彌漫著優美的湖濱慢生活情調。

說起民宿，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就是名字比農家樂好聽點，接待水平差不多，但在浙江，這樣的觀念已經過時。

前吳鄉民宿主人大部分都是返鄉創業的新農人。“他們懂得城市消費需求，善於推廣和營銷，又有品味，懂得創新，對於業態的引領，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浙江省農辦綜合調研處副調研員龐偉說。

如今，前吳鄉的民宿一到節假日，常常一房難求，浦江縣縣長丁政告訴記者：浦江旅游收入從17億元增加到92億元，成功創建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縣。

不光是民宿，傳統農業也有不少新面孔。孫靈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2014年放棄高薪職位回到老家永康市干起了農業。現在，藏紅花基地佔地500多畝，還帶動了周邊186個農戶。

而現在，像孫靈娟這樣高學歷，具有新思維、新技術，敢闖敢拼的新農人，在浙江被稱為“農創客”，他們活躍在之江大地上，為浙江“三農”發展帶來了新的能量和活力。目前，浙江“農創客”已超過1600多名，其中80后佔88％，本科及以上學歷佔56％。義烏市副市長董士虎認為，這些年輕的“農創客”，用生動的實踐賦予浙江現代農業一種蓬勃的朝氣，催生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農創故事。

新型職業農民是現代農業發展的生力軍。但，誰來為他們提供社會化服務呢？浙江省早在2006年，就在農村開啟了“三位一體”改革，就是為了建立為農服務體系。十多年來，從低層次的“小合作”，走向高層次的“大聯合”，隻要農業經營主體有需求，就能享受從生產、供銷到信用的全方位服務。如今，浙江已構建成省、市、縣、鄉四級“農合聯”組織。

為鼓勵他們創業，浙江省出台政策，搭建平台，讓他們無須憂心水、路、電等基礎設施問題﹔要流轉土地，政府構建了縣、鄉、村三級服務體系，不必一家一戶跟農戶交涉﹔像糧食的全程機械化、病虫害的統防統治等社會化服務，也十分便捷﹔若要充電培訓，從高端的農業MBA到各類培訓，隻需照著菜單打勾即可……2016年底，浙江還成立了“農創客”發展聯合會。

除了這支創業大軍外，現在，活躍在浙江“三農”領域的，還有眾多的工商資本，他們瞄准了三產新業態，也培育了一大批“新型農民”。

為解決農業發展的瓶頸，浙江省在用地問題上“絞盡腦汁”進行探索。嘉善縣下轄的大雲鎮，是全縣面積最小的鎮，相對來說用地也最緊張。2016年，縣裡推出“飛地抱團”項目，簡而言之，就是將各個村騰退“低小散”企業獲得的建設用地指標流轉，再把每年分配給各個鎮、村的用地指標統一歸集后，選擇區位優勢明顯的地塊，統籌布局“兩創中心”建起園區。

大雲鎮黨委書記王枕旦興奮地告訴記者，“飛地抱團”項目可謂一石多鳥，首先解決了村級集體經濟的收入問題，第二保障了土地空間和指標，第三為后續引進高質量的好項目創造了條件。

今天的浙江，已經很難有一個權威的標准來界定什麼叫農民，但種種現象都在強化一個事實：在新業態的融合下，農民的職業屬性不斷強化，而且變得越來越專業、時尚，也越來越復雜和多元。

即使作為身份屬性，浙江的農民與市民也越來越接近。2017年浙江全省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24956元，連續33年居全國前列，更為難得的是，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縮小到2.054︰1，成為全國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5月9日，杭州市余杭區小古城村。村口的大樟樹下，小圓桌邊，三三兩兩的村民圍坐在一起，他們也許不懂什麼叫“民主協商”“鄉村治理”，但很多事情就在你一言、我一語中解決了。

5月10日，嘉興市嘉善縣繆家村。和煦的陽光照遍村庄的每一個角落。文化廣場、圖書閱覽室、健身房、老年活動室……每一戶居民，從自家門口出來步行15分鐘內，都能找到合適的文娛場所。

5月11日。金華市金東區浦塘村。咿咿呀呀的二胡聲仿佛從時光深處傳來，村民們三三兩兩聚到文化禮堂裡，唱和著傳統戲曲婺劇古老的旋律。

“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習近平總書記對鄉村振興的要求與設想，正在浙江農民的生活中逐漸變為現實：有職業尊嚴、有個人價值、有文化意趣，歲月靜好，盛世安和。

陸：燭照

在無盡的時間軸上，2002年之后的浙江與2012年之后的中國，似乎有著許多巧合。而歷史的巧合往往深有寓意，回望來時路，巧合當中蘊涵著必然，路徑當中隱藏著伏脈。

世紀初的浙江與十年后的中國是何其相似！

2002年，浙江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浙江人更早感受到“成長的煩惱”和“制約的疼痛”。僅佔GDP比重不足5%的農業，還要不要？該何去何從？百姓錢袋子鼓了，可環境臟亂差，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日益拉開的城鄉溝壑怎麼填？農民進城后，鄉村日漸空心化，又該如何重現活力？十年之后的中國，隨著經濟水平的增長，也同樣遭遇到這一時代之問。

世紀初的浙江，同樣面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當時浙江的山海之間，用直線將杭州市臨安區清涼峰鎮和溫州市蒼南縣大漁鎮連接起來，出現的是一條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分割線，被叫做“清大線”。主要位於“清大線”西南側的麗水市、衢州市和舟山市，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僅為沿海發達地區的50%左右。而把這條線左右翻轉，放大到全國，就是多年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東部與中西部分界線。

高消耗、高污染的發展方式也是當時的“痛點”。浙江從2003年開始，要素供給全面緊張，“有項目無地建設、有訂單缺電生產”成為普遍現象﹔另一方面，依賴成本優勢的“浙江制造”，遭遇內銷壓價和外部“反傾銷”的雙重擠壓。那時，浙江因為鬧“電荒”，工業企業“停二開五”“停三開四”是常事，甚至連西湖晚上都經常漆黑一片。

后來有記者就此問過習近平同志：“在停電的時候，習書記在想什麼？”習近平同志回答：“痛定思痛吧，人總是要長一些教訓，才能增加一分動力，我們的資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正是帶著這樣的認識，十年后，習近平同志領航泱泱大國。

如今，回望浙江的“三農”戰略與實踐，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三農”思想的一路星光閃耀。

從2002年底提出“以建設生態省為重要載體和突破口，加快建設‘綠色浙江’”，到2005年發軔於余村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再到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習近平總書記生態文明思想秉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開辟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新境界。

從2003年啟動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到2004年提出以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來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戰略路徑，再到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努力在統籌城鄉關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要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習近平總書記胸懷對城鄉關系的深刻洞察，帶領中國走上統籌兼顧城鄉平衡發展的康庄大道。

從2005年1月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以綠色消費需求為導向，以農業工業化和經濟生態化理念為指導，以提高農業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為核心，深入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到2016年底提出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歷史性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從高效、生態角度出發，引領一場農業發展觀的深刻革命。

回顧浙江“三農”發展實踐，顧益康分析認為，習近平“三農”思想經歷了四個階段：從梁家河的知青歲月中萌芽，尚處於感性認知階段﹔經由正定和福建的實踐探索階段，日漸豐滿﹔到了浙江進入成熟成型階段﹔最終在中央，實現了升華。

從這個角度看，一方面，浙江，尤其是浙江“三農”的大實踐、大發展、大轉型，是滋養習近平“三農”思想大樹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習近平“三農”思想更是燭照浙江“三農”改革發展的指路燈和智慧源。

柒：啟航

下姜村姜祖海家裡，習近平同志當年親自指導的、淳安縣歷史上第一口沼氣池還在打火做飯，只是農家樂開起來以后，游客太多，原來供自家使用的沼氣現在已經不夠用了。姜祖海把農家樂的名字叫做“望溪”，寓以“望習”之意，以此表達著感恩與期盼。

余村天荒坪長谷飯店裡，老板史文喜創制了“兩山宴”，成為游客來余村必點之宴，其中的主菜就是用白蘿卜、青菜、糯米、西瓜等做成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今的余村，平均每天有20多個來自全國各地的考察團、旅游團前來參觀游覽。

正如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所說：“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

從下姜村、余村出發，我們看到了中國無數鄉村的未來。

它們萌芽於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對於美好生活的憧憬，匯聚著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磅礡之力，共同澆鑄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基。

行進的中國，夢想一路相伴。

97年前，中國革命的紅船從浙江出發。

15年前，習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戰略”，交出了浙江的一份答卷。

今天，浙江一直沿著“八八戰略”的道路前行，始終堅持“高效生態”的農業定位不動搖，始終奮進在“千萬工程”的征程上不停歇……在堅持不懈的基礎上，不斷書寫著新的發展篇章。

以夢為馬。讓我們懷著嶄新的希冀，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在習近平“三農”思想的風帆下，見証鄉村振興的夢想從“浙”裡啟航，期待“兩個一百年”目標在中華大地如期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