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步履維艱，關鍵時刻，鄧小平說話了（2）
1980年5月31日，在同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談話時，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麼樣呢？可以肯定，隻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
這次談話無疑給這場爭論做了裁決。雖然他未有明確說明農村改革應採取什麼形式，但他實際上提出了農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更為重要的是，這次談話給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地方吃了定心丸。但遺憾的是，談話未能公開發表，隻作內部傳達。
在鄧小平的倡導下，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經過討論，會議提出，目前農村經營管理工作是一個突出的薄弱環節。對於包產到戶應當區別不同地區、不同社隊採取不同的方針。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並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會后，形成了《關於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會議紀要》（即1980年75號文件）。《紀要》提出要支持群眾包干到戶的要求，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認為這樣不會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從此，農村改革由局部試驗進入到全面推廣階段。
站在今天的高度看，這個文件對包產到戶的評價尚不充分，但是畢竟從正面肯定了包產到戶，統一了思想，使廣大干部群眾在包產到戶問題上有了政策依據，對於推進農村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鄧小平的故鄉，素有“天府之國”美稱的四川沸騰起來了。這個人口過億，人均佔有耕地面積較少的大省，與安徽省一樣，是中國農村改革最先興起的省份之一。現在又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迅速在農村推廣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接著，位於西南邊陲的雲南、改革開放的前哨廣東以及以貧瘠黃土地著稱的甘肅、享有中原咽喉之譽的河南和江南魚米之鄉的蘇浙，也先后開始了農村改革的嘗試。
繼而改革的春風迅速吹遍了中國農村的每個角落。1981年，多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逐步穩定到包產到戶這一最直接最簡便的形式上，開始進入它的美妙“青春期”。從1982年起，中共中央連續5年發出關於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有力地推動和指導了農村改革。
到1984年，全國農村的100多萬個生產隊基本實現了包產到戶的生產承包責任制，這就給曾經在農村中普遍推行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大鍋飯經濟管理體制，打上了最后一個句號。
家庭聯產承包制，成功地實現了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改變了農村中“出工一窩蜂，干活大呼隆”的消極怠工現象。農民歡喜地唱道：“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証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農民用自己勤勞的雙手精耕細作，適時套種，合理安排農時、農務。人還是原來的人，土地還是原來的土地，只是因為政策變了，人的思想變了，糧食產量也就增加了。
1984年，我國共生產糧食4.07億噸，比1978年增加了1億多噸。
棉花總產量為625.8萬噸，比1978年的216.7萬噸，增長了1.8倍多。
油料總產量為1191.6萬噸，比1978年的521.8萬噸，增長了1.3倍。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大喜事。當1985年中國代表在“聯合國糧農組織”成立40周年大會上宣布中國的人均糧食已接近400公斤，達到世界人均水平時，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
農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使鄧小平更加堅定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決心和信心。到了1984年，將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從試點轉為以整個經濟體制為中心的全面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
1984年國慶節那激動人心的場面令人難忘。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鄧小平向全國人民發出了號召：“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對妨礙我們前進的現行經濟體制，進行有系統的改革。”
難怪鄧小平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的中外代表時，曾信心百倍地說：中國對內經濟搞活，首先從農村著手。中國有80%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80%的人口能不能達到。現在看，一系列新的農村政策是成功的。過去農村很困難，現在可以說絕大多數的人能夠吃飽，能夠穿得比較好，居住情況有了很大的改善。農村政策見效很快，增加了我們的信心，對我們確定翻兩番的目標是個鼓勵。這幾年進行的農村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
農村改革推動了人民公社的解體。
當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發布了改革開放的進軍令之后，一場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深刻變革在中國農村悄然興起。
隨著農村各種形式的責任制的試驗和實行，中國的農村改革開始觸及了農村管理體制的問題。
1980年，鄧小平的家鄉四川省出了一件新鮮事。四川省廣漢縣向陽公社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復了20多年前的鄉組織。這一切都是悄悄地進行的。當時上面有個要求，就是先搞試驗，不廣播、不登報、不宣傳。待試驗一番后再定是否推廣。
農村管理體制改革和人民公社的弊端，是鄧小平一直在思考的大問題。
1981年9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由委員長竹入義勝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十次訪華團時說：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們已經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標並不是很快能實現的，那時毛主席還在，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所以，后來毛主席經過多次調查研究，提出要搞三級所有制，即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以生產隊為基礎。我們現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問題，這還是一個探索的問題。現在的中心問題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調動人民的積極性，概括起來就是建立責任制，在建立責任制的基礎上真正體現按勞分配。
要了解中國基層的社會結構，不能不了解農村。要了解農村新時期的改革，不能不了解主宰中國農村9億人口政治、經濟生活達20多年的人民公社。公社解體多年之后的今天，這一當初在中國農村生活中幾乎無所不在的政治經濟實體，似乎正在被人逐漸忘卻。人們已經很難想象農民在受束縛的條件下如何生產和生活。但是，公社作為中國農村社會存在的方式和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模式，早已與中國的9億農民，以及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知識分子乃至他們的家屬結下了不解之緣，融入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年輪。
農村人民公社是從農業合作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1958年建立到1984年結束，在長達27年的歷史中，組織形式幾經變遷，其規模從幾鄉一社、一縣一社，最后基本固定為一鄉一社﹔所有制結構從建立之初的公社所有，“吃飯不要錢”的烏托邦式的供給制加工資制過渡到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最后穩定在以生產隊（相當於合作化時期的初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