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鄧小平、陳雲的支持，萬裡心裡有了底（2）
隨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指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為此，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全會制定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從實際出發，按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群眾利益辦事，尊重和保護群眾的民主權利，由此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力的25項政策措施。全會還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明確提出了恢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意見。
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的問題，但並不是說通過這次會議，改革開放的問題就解決得很透徹了。
尤其是關於農村改革，會議通過的文件還特別寫明“不許搞包產到戶”。這個問題是以后才逐步突破的。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的農村改革，是農民自己先搞起來的，是農民自己的創造。
總之，問題的核心是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實行生產責任制。
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是帶有巧合的色彩。就在中國高層醞釀改革的同時，下層已開始悄悄行動。
1978年秋，安徽省發生了100多年來罕見的特大旱災，全省許多地區水庫干涸、河水斷流，受災面積達到6000多萬畝，有400萬人口的地區人畜缺水、土地干裂，秋種無法進行。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共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度荒”的決定：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農民種麥種菜，並鼓勵農民開荒多種，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征公糧，不分統購任務。
在借地的基礎上，肥西縣山南公社在全省首先闖開禁區，搞了包產到戶。1978年底，山南1006個生產隊有77.3%的隊實行包產到戶。
肥西山南包產到戶，既不合黨的決議，也不合憲法。但農業生產呈現好形勢，麥子長得很好。當時的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萬裡看后，表揚了他們，說你們就這樣干吧。
農村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的情況，觸及了很多人的神經，也引來了包括中央在內的各級領導層的爭論。對於信守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和觀念的人來說，“包干”這一舉動，無異於掀起了一場滔天的巨浪，暴露了所謂資本主義苗頭在農村再度抬頭，因而提出了不少的指責。在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6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就農村中出現的包產到戶問題展開了討論，兩種不同意見非常尖銳，產生了“陽關道”和“獨木橋”之爭。當時，萬裡等人還是少數，大部分人則在觀望。面對重重阻力，萬裡感慨：你們走你們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1979年6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萬裡專門找陳雲商量，說我那裡已經搞起來了，怎麼辦？陳雲說我舉雙手贊成。以后，萬裡又同鄧小平講，鄧小平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干下去完了，就實事求是地干下去。
有鄧小平、陳雲的支持，萬裡心裡有了底。就在肥西包產到戶的同時，1978年底，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在副隊長嚴宏昌的帶動下，冒著挨批、挨斗、坐牢的風險，決定分田，包干到戶。他們立下字據：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証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社員們保証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18戶21個在場的人含著眼淚在契約上摁了手印。“契約”翻開了中國農村發展史上新的一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新的農業生產體制開始形成。
1979年夏天，萬裡專程來到鳳陽。此時，小崗人分田之事已驚動縣上。萬裡來后，當時的縣委書記陳庭元向萬裡匯報縣裡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情況，談到小崗生產隊暗地包干到戶。萬裡問，包干到戶怎麼樣？陳庭元說，到戶當然好了，糧食產量由3萬多斤一下搞到12萬斤。萬裡說，就讓它干嘛，不就一個生產隊嘛！翻不了天，就讓它干去。
至此，小崗生產隊的包干到戶總算有了肯定。但當時的縣裡還是規定，隻能小崗生產隊干，別的隊無論如何不能干。雖然縣裡有規定，但就在1979年底，小崗生產隊所在的梨園公社還是都搞了包干到戶。
包干到戶，這種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新體制，在廣大農民的推動下終於走上歷史舞台。
農村改革步履維艱，關鍵時刻，鄧小平說話了
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已開始在中國農村實行。雖然帶來了農業生產的增長，但它畢竟是離經叛道的，因而必定遭到某些人的反對。農村改革步履維艱。
1979年1月，《人民日報》陸續報道了安徽、四川、雲南、廣東等省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的情況，並開辟專欄討論“大包干”的做法，隨之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當時爭論的焦點是繼續維持原來的農業生產制，還是各地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實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3月5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甘肅省一位叫張浩的基層干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的來信。信中認為：“作業組是一種勞動組織形式，像上述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組，已不是作業組，而是有點像一級核算單位了。現在實行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符合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應充分肯定，不能隨便變更。”《人民日報》還特地加了編者按，指出：“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認真學習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
實際上，這篇“來信”及編者按反映了黨內外及社會上一部分人一個相當大的疑慮，這就是“大包干”會不會離開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有人認為，這是中央的新精神。還有人說：“三中全會的精神偏了，該糾正了。”由此，在廣大農村干部群眾中產生了思想混亂，一些地方停止了包工到組、包產到組的推行，嚴重地影響了生產。
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講話了。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中央及有關方面負責人談長期規劃問題時，專門講了農業問題。他說：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產貧困的地區，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在這個問題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這些地區要靠政策，整個農業近幾年也要靠政策。總之，就是要從提高經濟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慮問題，要按這個精神搞長期規劃，這是個最大的問題。
1980年5月20日，鄧小平在同有關方面負責人談編制長期規劃問題時，再次談到了農業問題。他說：在一些地區和一些問題上，政策應該更加放寬一些。地廣人稀的地區，多年來調進糧食，現在要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