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與法拉奇直面交鋒：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2）
奧琳埃娜·法拉奇作為西方著名的記者，對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對中國在幾十年前發生的那場翻天覆地變化是了解的。但是，對於毛澤東在這場歷史巨變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她就不甚清楚了。而且她覺得，西方的一些輿論焦點也不在這個問題上。
鄧小平似乎猜透了對方的想法，他面帶回顧的表情，向女記者解釋自己剛才談到的論斷：
“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
女記者注意到，鄧小平在講述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時，表情十分開朗、自豪，顯然，他為能在毛澤東這樣的偉大領導人領導下工作過而感到自豪。講到毛澤東的錯誤，他又表現出一種復雜的情感。鄧小平停頓了一下，接著又點燃了一支香煙，繼續按照原有的思路講下去：
“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把它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是，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
說到這裡，鄧小平那實事求是的精神，坦誠寬闊的政治胸襟，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陪同人員、翻譯和記錄人員，也感染了女記者。
“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最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女記者從毛澤東主席晚年身體狀況談起，直接問起毛澤東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問題。她接住鄧小平說毛澤東晚年身體不好的話頭說：
“你說在后一段時期毛主席身體不好，但劉少奇被捕入獄以及死在獄中時，毛主席身體並不壞。過去還有其他錯誤。”
女記者談鋒甚銳：“‘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
照搬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對過去這段錯誤要追溯至何時？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麼？”
問話像連珠炮式地接踵而至，雖然語音不高，其中還摻雜著女性柔軟的音腔，甚至臉上也不失女性溫和的微笑，但所提的問題分量很重。在當時那種大環境中，完美、准確地回答上述每個問題，絕不是件輕鬆的事。當時，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這種嚴肅、緊張的氣氛。
鄧小平鎮定自若，像當年指揮百萬大軍橫渡長江時那般從容，只是側了下身體，想使對方容易看清自己的全部表情。他停頓了片刻，胸有成竹地講：
“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由於其他因素，這個改正沒有貫徹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又是談“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鄧小平講了“大躍進”的來龍去脈，實際上也講到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思想來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也應當提到，於是，鄧小平回答道：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
女記者通過翻譯，得知了鄧小平談話內容，明白對方在逐一地、毫不含糊地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難題。毛澤東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錯了，那麼“文化大革命”錯在何處？這正是她想進一步詢問的。沒想到，鄧小平又主動地觸及了這個在1980年還難以全面回答的問題。他說：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戰’。隻就這兩點講，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面，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