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共和國第一冤案平反，鄧小平對王光美說：“是好事，是勝利。”（3）
為劉少奇平反，充分表明我們黨是一個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嚴肅認真、光明磊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我們黨為劉少奇平反，不僅是為了劉少奇個人，而且是為了使黨和人民汲取這個沉痛的教訓，用一切努力來維護、鞏固、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使類似劉少奇和其他許多黨內外同志的冤案永遠不再重演，使我們的黨和國家永不變色。
這一最大歷史冤案的平反，大大加快了整個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步伐。到中國共產黨十二大召開前，在三年多的時間裡，不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而且糾正了一批“文革”前乃至新中國成立前的冤假錯案。
為黨和國家及軍隊各部門的一些領導人平反。繼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鄧小平、彭德懷、陶鑄、薄一波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平反后，中共中央又陸續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賀龍、烏蘭夫、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蕭勁光、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平反。還為在“文革”中受到錯誤批評的譚政、習仲勛、黃克誠、鄧子恢等同志平了反。
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張聞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從1979年到1982年，被平反的黨和國家各部門負責人還有：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周小舟、張琴秋、鄧拓、廖沫沙、徐冰、張經武、吳溉之、鄒大鵬、伍雲甫、章漢夫、賴若愚、董昕、馮雪峰、馬明方、王維舟、賈拓夫、張子意、安子文、陳昌浩、李德生、楊獻珍等。1980年，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文革”中在中央、地方以及軍隊的報刊、文電上被錯誤點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強加給他們的誣蔑不實之詞統統予以推倒。
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判或遭受誣陷的中央一些部門平反。主要有：撤銷所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實行“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錯誤結論﹔為所謂“中宣部閻王殿”徹底平反﹔為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摘掉“執行投降主義路線”的帽子﹔為原文化部的所謂“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的錯案平反﹔為解放軍總政治部被誣為“閻王殿”冤案徹底平反﹔撤銷了1966年2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撤銷了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推翻了“四人幫”強加給教育戰線的所謂“兩個估計”等。
對全國各地發生的事件、案件進行復查平反。繼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之后，中央和各地又先后為武漢“七二〇事件”、寧夏青銅峽“反革命暴亂事件”、雲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新內人黨”冤獄、“內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等進行了復查平反。
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及冤殺、錯殺案件改判或平反。據不完全統計，“文革”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有1.04萬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處死刑2.39萬人。其中冤殺錯殺情況相當嚴重，特別是以反革命定罪而冤殺錯殺的情況很突出。三中全會以后，按照中央的有關規定，各地全面復查了“文革”中判處的案件，對冤假錯案都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給予平反。一批在“文革”中因同林彪、“四人幫”進行英勇斗爭而慘遭殺害的優秀共產黨員如張志新、史雲峰、遇羅克等人，得到平反昭雪。
為在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擊、誣陷和迫害的黨外人士平反。1979年到1982年，陸續為翦伯贊、高崇民、馬寅初、曾昭掄、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錢偉長、吳景超等著名黨外人士平反。還為在“文革”中因受林彪、“四人幫”迫害而逝世的黃紹、劉王立明等人舉行了追悼會。在此期間，根據中央決定，還復查並平反了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中的冤假錯案，為454萬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落實了政策。
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中共中央對“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錯案也進行了清理、糾正，並先后作出了決定。如為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同志平反﹔為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為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爭擴大化而株連的人平反﹔為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被錯誤處理的人平反﹔為“華北山頭主義”、潘漢年一案平反，等等。在基本解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后，又集中精力繼續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歷史遺案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復查和糾正，平反了一批冤假錯案。如關於地下黨問題上的錯案，根據地肅反、肅托問題上的冤假錯案等。
經過大量的艱苦細致的工作，到1982年底，全國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經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有30多件，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干部群眾得到了解脫。
在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中共中央對過去受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的影響而造成的大量歷史遺留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清理，並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解決，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並盡可能地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
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從現在起，開始摘掉地主、富農分子的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家庭出身應一律為社員，個人成分也一律定為社員。土改時給地主、富農劃定成分是必要的，由於情況變化，改變他們的成分也是必要的。這一決定立即在全國引起了極大反響，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這一決定意味著至少有2000萬人將結束30年來備受歧視的生活，享受到應有的公民權利，開始政治上的新生。
1979年起，為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落實政策。隨后釋放了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下的黨、政、軍、特人員。此外還落實了對居住在大陸的台灣同胞及去台人員在大陸的親屬的政策。
1979年，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在1959年以來反右傾運動中反映實際情況或在黨內提出不同意見，而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一律予以平反、改正。本人及家屬子女的檔案中，有關反右傾斗爭的材料一律銷毀。
凡是一切搞錯了的人和事，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加以糾正。這一決定使一大批黨員干部卸下了壓在心頭達20年之久的右傾包袱，獲得了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
1979年，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等部門的報告，決定從現在起，開始把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明確其本來的勞動者成分。按照這一文件，到1981年11月，全國共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從原86萬人的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的身份。接著，又明確規定，原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其成分一律改為干部或工人。這就妥善解決了社會主義改造中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從大量平反冤假錯案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上述大刀闊斧地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正確地處理和解決了人民內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地調動了廣大黨員、干部和社會各階層人員的積極性，對促進社會的安定團結，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推動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對維護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恢復被林彪、“四人幫”搞亂了的我黨的優良傳統，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是極為重要的。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