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屹
鄧小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2）
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鄧小平可謂是“后起之秀”。毛澤東對他是作為接班人來培養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同赫魯曉夫談話時，指著鄧小平對赫魯曉夫說：你看見那位小個子嗎？他聰明能干，很有前途。
1958年，毛澤東在對赫魯曉夫說他的接班人問題時說：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就是鄧小平了，這個人不簡單，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個難得的人才。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言時說：我這個人叫毛澤東，我挂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挂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你也是我的總書記。
1961年，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也說過：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
毛澤東的這一次次談話，都表現出他對鄧小平的推重和期望。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曾取得了偉大的成績，積累了不少的經驗，也出現過很大的曲折。鄧小平作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在許多方面提出過重要的正確主張，發揮了重要作用。鄧小平后來在談歷史經驗和教訓時多次指出，成績要充分肯定，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由於后來在某些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方針上的不同認識和分歧，毛澤東感到鄧小平有時不聽他的話，所以對鄧小平的不滿也逐漸產生了。
毛澤東指責鄧小平：他什麼事都不找我，對我是敬鬼神而遠之。
在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正確的認識和趨向往往與錯誤的認識和趨向相互滲透、相互交織在一起。由於我們缺乏經驗，黨決策層在指導方針上出現意見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於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現象日趨嚴重，遂給黨的領導人之間的關系蒙上了陰影。鄧小平和毛澤東的關系也不例外。
1956年黨的八大前后，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主張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的，他們與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一道，設計了中國未來發展的美好藍圖。然而，從1957年下半年起，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的認識和觀點，重新突出強調階級斗爭，想通過階級斗爭來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表現在經濟建設上，就是出現了急躁冒進，不顧經濟建設發展的客觀規律，盲目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於是，八大確定的經濟建設規劃不斷被修改，出現了“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希望在很短的時間裡實現“窮過渡”，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的工業強國。
在“大躍進”問題上，盡管當時中央領導層中有著不同的認識和看法，但是，在當時頭腦發熱的情況下，第一代領導集體中不同意見的分歧並沒有公開化。鄧小平后來曾這樣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雖然鄧小平當時沒有反對，但是這位“副帥”在“大躍進”問題上卻不是“積極分子”。
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后，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明顯向“左”偏移，從而背離了毛澤東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原則。一貫講求實事求是的鄧小平，對於當時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和傾向還是有一定認識的，在思想上是有所抵觸的。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前一個階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從去年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時起，革命的任務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務是什麼呢？革命的任務還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我們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任務，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調動一切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強國而奮斗。這就是我們今后很長時期的任務。這個任務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設這件事情比我們過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來說要困難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全黨還是小學生，我們的本領差得很。”在談到我們在建設方面的指導思想時，鄧小平認為，應該是：一、面對國家的現實。我們不要脫離國家的現實。什麼叫教條主義呢？教條主義就是脫離自己的現實。經驗本來是好東西，如果不善於學習，就會變成壞東西。二、面對群眾的需要。我們考慮問題常常忽略了群眾的需要。現在有各種觀點，追求這個化那個化，連共產主義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眾觀點，容易解決的問題不去解決，寧肯把更多的錢用在不適當的地方。從這個講話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的認識上還是比較清醒的。然而，在轟轟烈烈的“大躍進”熱潮中，鄧小平的這些思想被湮滅了，更不可能得到全黨的認同和貫徹。鄧小平沒有能力去阻止“大躍進”的錯誤，他的話更少了，他心中裝著事不便說出來，隻能自己獨立思考。
“大躍進”運動使我國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嚴重損害，在客觀規律面前，我們得到的是嚴厲的懲罰。
從1958年冬到1959年7月，黨中央和毛澤東認識到並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多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制定並採取了許多具體措施。這些努力，后來又被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彭德懷而打斷了。
1959年夏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本是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的會議，不料會議中途因為彭德懷秉筆直書，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客觀地反映了“大躍進”造成的危害，從而為毛澤東所不容，會議后期成為批判彭德懷和進而在全黨開展“反右傾”斗爭的會議。
廬山會議對於彭德懷的批判是建國以后我們黨內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誤。它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錯誤地打擊了一大批敢於實事求是、向黨反映實際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說假話的不良傾向，助長了黨內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自此以后，毛澤東與黨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明顯疏遠了，與講求實際、不迷信教條的鄧小平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和處理方法出現了明顯的差異。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