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外交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理論博大精深，鄧小平外交思想豐富深邃，充滿智慧。我從1961年1月投身外交工作，到2003年7月結束在法國的任職。在長達42年半的外交生涯中，我目睹了中國外交所取得的進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外交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1971年。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的外交舞台相對狹窄，當時我國的建交國僅64個。第二階段是1971—1978年。1974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我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標志中國的外交進入一個新階段，我國的外交活動的舞台在擴大。1971年到1978年，我國建交國家上升到116個。第三個階段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到現在（指2004年——編者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我國建交國數量進一步增加，到現在我國建交國已達165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的外交大發展是在鄧小平外交思想直接指導下實現的。
鄧小平外交思想極為豐富，而本人水平有限，很難在一篇文章裡全面論述。下面，我想從幾個方面談一談我學習鄧小平外交思想的幾點體會。
實事求是統攬全局
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這已經為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戰后風起雲涌的民族解放戰爭所証實。正如世間一切事物都在變化一樣，時代也會發生變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我們曾經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當時，國內的工作都是根據這一判斷部署的。
鄧小平理論最大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世界變了，時代變了，小平同志敏銳地抓住時代的變化，果敢地提出了當今時代面臨的兩大主題是和平與發展。這是一個大的判斷，是一個統攬世界全局的判斷，影響是深遠的。沒有這個大的判斷，我們黨就不可能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見微知著抓住機遇
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為了建設，為了發展，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為此，中國同世界上主要大國的關系如何就成為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1978年中美建交談判就是在小平同志領導下進行的。小平同志看准了中美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並在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與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會談，最后拍板定案。1978年12月16日中美雙方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系。中美建交是自1971年以來我國外交上關鍵的一步，建交對兩國關系的發展和對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
中日關系是中國對外關系中又一對重要的雙邊關系。1978年10月，小平同志率團訪問日本。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訪問日本，小平同志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兩個批准書互換儀式。他當時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對中國、對日本、甚至對世界都是一件大事。”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外交最難處理的是中蘇關系。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小平同志會見他，雙方同意結束過去、開辟未來，完成了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進程。
原則堅定策略靈活
在鄧小平外交思想中，原則堅定、策略靈活是突出的特點。所謂原則堅定，就是堅決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在這一點上毫不含糊、毫不動搖。但是在解決具體問題時，在策略上又要充分表現出靈活性，使得事情能夠做成。光有原則堅定性，沒有靈活性，事情做不成，堅定性是空的，沒有價值的。
原則堅定、策略靈活的典范是中英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小平同志明確指示，主權是不能談判的，在主權問題上毫不含糊。然而，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他大膽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一國”顯示了我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兩制”又充分考慮到了香港的實際情況。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構想在香港成功實踐，香港保持了繁榮和穩定，証明“一國兩制”構想是何等的英明！
處變不驚積極進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兩極體制結束，世界格局變化。在這嚴峻的形勢下，小平同志表現了非凡的智慧和膽略。1989年10月，小平同志在會見尼克鬆時，針對美國當時對中國採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明確指出，美國應當採取主動，取消制裁。他說：“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幾句話擲地有聲，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大無畏氣概。就在中美關系處於低谷時期，1989年12月，小平同志又對到訪的美國總統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說：“中美兩國之間盡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系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
1990年3月，小平同志又進一步指出：“對國際形勢還要繼續觀察，有些問題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總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認為形勢惡化到多麼嚴重的地步，不能把我們說成是處在多麼不利的地位。實際上情況並不盡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於把握。”我當時在布魯塞爾任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和駐歐共體使團臨時代辦，看到小平同志這段指示，感到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十分英明。根據我在布魯塞爾對國際形勢的觀察，小平同志的這段話是完全符合實際的。當時，歐共體委員會的高級官員私下對我表示出一種擔心，擔心蘇聯解體后，美國的霸權主義會更加有恃無恐，為所欲為。西方國家哪裡是鐵板一塊！在小平同志的指導下，中國政府沉著應對當時險惡的形勢，泰然處之，措施得當。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樹首先訪華，9月英國首相梅杰和意大利總理安德雷奧蒂訪華。西方對中國的制裁被一個個突破。
高瞻遠矚放眼世界
1974年，當時的不結盟運動主席、阿爾及利亞國家主席布邁丁倡議召開第六屆特別聯大，討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問題。中國政府支持布邁丁主席的倡議。毛澤東主席決定由鄧小平同志率團出席第六屆特別聯大。小平同志在特別聯大上的發言，是毛主席指定小平同志主持撰寫的，寫得很好，受到毛主席表揚。
1974年我在中國駐紐約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我還清楚地記得，小平同志講話后，發展中國家代表十分興奮，排著長隊向他表示祝賀。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的要求，不合理的、舊的經濟秩序給他們帶來的危害太大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國政府支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立場，對發展中國家是巨大的鼓舞。
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小平同志高瞻遠矚，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目標，反映出他的心裡不僅裝著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考慮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他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將會繼續指導中國外交不斷取得新的進展與成績。（吳建民）
(摘自《解放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