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不出來沒有關系，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2）
1977年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在起草會議報告時，葉劍英幾次提出，對涉及鄧小平的內容和提法要寫得好一點，以利於他快一點出來工作。並且說，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必須平反。然而，這些正確意見並未被採納。華國鋒在會上的長篇講話中，繼續大談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
廣大人民群眾對華國鋒等人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復出越來越不滿。人們開始採取行動，呼吁讓鄧小平盡快出來工作。1977年1月，寒風凜冽的北京長安大街，十幾位熱血青年公開刷出大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鄧小平平反。同月8日，一位名叫鄧可的青年，也給一位政治局委員貼了兩張大字報，對其錯誤說法提出批評意見。隨后，在北京市委、市革委會門前也出現了一些大字報，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堅決擁護鄧穎超為人大委員長”和“堅決擁護鄧小平為國務院總理”，等等。全國不少地方都出現了一些同樣內容的大字報，表達了人民的正義呼聲。
對此，華國鋒等人繼續採取壓制態度，以“追查政治謠言”為名，在1977年2月到3月間，先后批發了中共中央五號、六號文件和國務院三十號文件三個文件。文件規定，對寫大字報、大標語的人要堅決逮捕法辦，“對少數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要堅決殺掉”。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又制造了一些錯捕、錯判的新的冤假錯案。
在人民的正義要求一再遭到粗暴壓制的緊急關頭，黨內的老一輩革命家陳雲、王震勇敢地站了出來，公開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頂住華國鋒等人的壓力，在小組發言時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后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王震，這位轉戰南北、戎馬倥傯的老將軍生性耿直，他在會上的講話堅決干脆。他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他是同“四人幫”斗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門事件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本質和主流，誰實際上就是替“四人幫”辯護。
陳雲、王震的發言義正詞嚴，雖然遭到華國鋒等人的壓制，沒有登在會議的簡報上，但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贊同，致使華國鋒在講話中的基調也不得不有所鬆動。
華國鋒在講話中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著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這就是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打擊、誣陷，是其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粉碎“四人幫”后，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復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余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借口，從而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有利於對“四人幫”斗爭的全局。對鄧小平同志的功過，毛主席早有明確的全面的評價。1973年鄧小平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應當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對鄧小平同志採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改正錯誤。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和多方面工作，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條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總之，“問題正在解決，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制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這時候，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制造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問題發出過通知，應該說，這方面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的同志應該警惕“四人幫”余黨和反革命分子的陰謀，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
顯然，華國鋒竭力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堅持“兩個凡是”的立場沒有改變。然而，今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這一方針與他想結束“文化大革命”、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相悖的。思想路線不改變，各方面的撥亂反正工作都難以順利進行，在“兩個凡是”的旗幟下，要結束“文化大革命”、發展經濟，無疑是緣木求魚。
會后，迫於壓力，華國鋒派汪東興、李鑫到鄧小平處談話，提出要鄧小平在出來工作之前寫個文件，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理所當然地遭到鄧小平的拒絕。鄧小平嚴正地說：“我出不出來沒關系，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人民的正義要求是無法壓服的。在老一輩革命家的堅決呼吁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斷催促下，經過長達9個月的斗爭，終於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中央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會議一致通過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鄧小平的再次復出，順應了黨心民意，這是對華國鋒等人繼續堅持“兩個凡是”的否定，對於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具有重要意義。
“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面對在“兩個凡是”方針的指導下，各方面撥亂反正工作舉步維艱的局面，黨內外許多同志毅然起來抵制“兩個凡是”這一無形的“緊箍咒”。
率先起來反對的是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寫信給華國鋒、葉劍英和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這封信雖沒有直接批評“兩個凡是”的方針，但是提出了用完整的准確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事
業的正確主張，實際上已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嚴格分開。
5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
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他說：“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指汪東興、李鑫——作者注）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准確嘛。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鄧小平還強調：我提出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贊成“兩個凡是”，是經過反復考慮的。這是能否堅持辯証唯物主義的重要的理論問題。此時的鄧小平還沒有恢復職務，處在那麼微妙的地位上敢於如此直率地講話，這正是鄧小平在長期革命斗爭和復雜的政治環境中錘煉出來的特殊性格和大無畏精神。
“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論斷的提出，在當時國內外均引起異常強烈的反響。隨后，一些突破“兩個凡是”的文章在思想理論界開始出現。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