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兩次。這種經歷並不都是壞事，使我有機會可以冷靜地總結經驗(2)
1984年10月10日，在會見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時，鄧小平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其實，撥亂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觸怒了‘四人幫’。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了台。”
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的獨家電視採訪。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鄧小平指出：“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關於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種觀點，寧要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時就批駁了這種觀點。正因為這樣，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自己的遭遇，鄧小平說：“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毛主席經常講壞事轉化為好事。善於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同年12月14日，在會見貝寧總統克雷庫時，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兩次。這種經歷並不都是壞事，使我有機會可以冷靜地總結經驗。因為有了那段經歷，我們才有可能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別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十年更是一場災難，在許多方面是后退狀態。總的來看，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會主義。因此，我們提出的課題是：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1987年4月26日，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什特勞加爾時，鄧小平指出：“一九七八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現行的方針政策。這八年多，我們的事情干得比較好。過去耽誤太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煩，自己遭災，不過教訓總結起來很有益處。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的結果。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楚什麼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我們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信你們是理解的。”“‘文化大革命’當中，‘四人幫’更荒謬地提出，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結果中國停滯了。這才迫使我們重新考慮問題。考慮的第一條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而堅持社會主義，首先要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大大發展生產力，體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特點。”
1988年9月5日，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鄧小平指出：每個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隻有採取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分析和總結，才有好處。總結歷史，不要著眼於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從鄧小平這些鞭辟入裡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這場噩夢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但另一方面，它又為歷史和人民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
歷史不堪重負，人民開始覺醒。冬天即將過去，春天就要來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國必將會走上一條新的道路，時代必將會推出新的代表人物。
這個新的道路就是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個新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第二章鄧小平與歷史轉折
1978年底，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要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標志，是歷史作出了鄭重的選擇，即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從此，我們黨和國家進入了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人民走上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中國之所以能在這個時候結束長期“左”的指導思想的束縛和“文化大革命”后兩年徘徊的局面，與以往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那場災難的沉痛教訓有直接關系，是歷史反思的必然結果。而偉大歷史轉折的實現，是與鄧小平這個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這段歷史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兩年間中國共產黨內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力量和“兩個凡是”的政治力量較量的結果，是在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中國人民歷史性選擇的結果。在這場較量中，鄧小平以其杰出的才能和勇氣，以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敏銳、堅毅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始終把握歷史發展的走向，取得了這場較量的主動權，為順利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又一個面臨重大選擇的十字路口，中國向何處去
1976年9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與世長辭。
毛澤東的去世，在飽受煎熬的中國人民心中又一次帶來了巨大震撼，人們感到悲痛，感到迷惘，沒有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中國將向何處去？人們仿佛少了主心骨。
俗話說：“龍年不祥。”1976年這個龍年真是給中國帶來了太多的悲傷，然而，中國人民在這一年也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毛澤東去世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步伐。9月11日，王洪文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並通知各地，企圖切斷中央同各地的聯系。他們還通過毛遠新偽造毛澤東的所謂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公然以黨內正統自居。對“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露骨活動，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他們通過各種渠道互通信息，醞釀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辦法。身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進攻面前，也意識到解決“四人幫”已是刻不容緩。他和葉劍英、李先念共同研究，並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同意，於1976年10月6日採取斷然措施，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消息傳開，舉國歡騰，億萬人民舉杯同慶勝利。
粉碎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可謂大快人心。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廣大干部和群眾，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發自內心地感激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都衷心地擁戴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1976年10月10日，鄧小平也致信黨中央和華國鋒，對這場偉大斗爭的勝利表示由衷的高興和支持。
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令人窒息的“文化大革命”，實現了黨和人民的共同願望。喜慶之余，面對當時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局面，人們把希望寄托在華國鋒身上，期待他能帶領大家撥亂反正，走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藩籬，進行“四化”建設。然而，得到的回應則是積重難返。盡管華國鋒也試圖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也想抓經濟、搞“四化”建設，但是，歷史的局限和思維的定式使他難以承擔起這千鈞重擔。特別是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方面，他缺乏清醒的認識，從而在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關頭與一些老革命家產生了原則上的分歧。華國鋒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由毛澤東迅速推到領袖位置上的。因此，在思想上和理論上他都以毛澤東的正統傳人自居，自覺地推行一條與“文革”沒有本質區別的路線。這樣，在歷史的巨大轉折關頭，他就注定隻能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