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進口外國轎車較多，外匯吃緊，國家考慮搞轎車組裝，以產頂進。那時對老百姓來說，私家車更是遙遠的不敢想的夢。
1978年，國家決定在上海建一條轎車組裝線。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陳錦華和一機部副部長饒斌寫報告給中央，欲利用外資改造上海牌轎車。一機部向國際著名汽車企業福特（美國）、通用（美國）、日產（日本）、豐田（日本）、雷諾（法國）、雪鐵龍（法國）、奔馳（德國）、大眾（德國）等發出邀請函。
1978年10月21日，美國通用派出大型訪問團同我方談重型汽車和轎車合作項目。在談判過程中，通用董事長湯姆斯·墨菲向我方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隻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ntventure）？”我方知道英文“joint”是“共同或共擔”，“venture”是“風險”，連在一起應該是“共擔風險”，但當時對它的確切含義並不完全明了。於是墨菲就讓他手下的一位經理向我方詳細介紹了“jointventure”的含義：就是雙方共同投資、“合資經營”企業。這位經理介紹了合資經營企業的種種好處、怎樣搞合資經營以及他們與其他國家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經驗等。
墨菲補充道：“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聽了這番介紹，我方代表一方面感到新鮮，增長了知識﹔另一方面則認為，盡管他們說得頭頭是道，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是資本家，我們是共產黨，怎麼能搞合資經營？
特別是墨菲口口聲聲說，合資經營就好比是“結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議。你是大資本家，我是共產黨員，我能同你“結婚”嗎？
按當時的規定，凡是比較重要的對外談判項目，都要向國務院引進辦公室寫簡報，我方代表團也就把情況如實上報了。出乎意料的是，這份簡報竟引起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當時分管這方面工作的副總理谷牧看到簡報后，認為很重要，立即批請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各位領導傳閱。鄧小平閱后不但畫了圈，還在簡報中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建議搞合資經營的內容旁，寫下了“合資經營可以辦”的重要批示。大家得知這個消息后，十分驚喜，禁錮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
后來，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向鄧小平請示轎車項目，問到轎車項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資經營時，鄧小平說：“可以，不但轎車可以，重型汽車也可以嘛。”鄧小平一錘定音，改變了中國轎車工業的命運。當時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標准大討論”的歷史時期，這麼大的項目而且是與外資合作，誰也不敢拍板，隻有鄧小平有這個膽識和氣魄。
1979年3月21日，由饒斌帶隊，第一機械工業部赴美與通用汽車公司進行合資經營談判，但出於某種原因，談判未能繼續進行。而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卻對與我國搞合資經營很感興趣，捷足先登與有關方面進行了積極接觸。
1984年秋，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訪問德國，專程去德國大眾總部參觀訪問。10月10日，作為中德雙方最大的合資項目，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合營合同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德兩國總理出席簽字儀式。協議明確上海大眾
總投資1.6億元人民幣，中、德各佔50％，合作期限計劃25年。10月12日，李鵬陪同聯邦德國總理科爾出席了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奠基儀式。
1985年3月21日，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到1990年，經歷了5年發展，上海大眾的桑塔納轎車達到了年產6萬輛的能力，發動機開始出口，國產化率提高到70％以上，並開始實施第二期工程，與國外聯合設計開發第二代桑塔納轎車。從此，上海大眾結束了轎車散件組裝的歷史，踏上了現代化轎車制造的征程，建立起自己的零部件配套體系，實現了上海轎車業崛起的目標。上海一步跨越30年，創造了中國造車史上的奇跡。
對於上海大眾的發展，鄧小平始終極為關注。
1991年2月6日上午，鄧小平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镕基的陪同下到上海大眾視察。在現代化的廠房和全自動流水線面前，他興致勃勃地觀看一輛輛桑塔納轎車從流水線上駛下來，感慨萬千地說：“上海與德國的合作是成功的！”他回憶往事：“‘文革’時有個風慶輪事件，我和‘四人幫’吵過架，才1萬噸的船吹什麼牛，1920年我去法國的時候就坐5萬噸的外國郵船（法國“鴦特萊蓬”號）。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了，10萬噸、20萬噸的船也可以造出來。如果不開放，我們造汽車還會像過去一樣用錘子敲敲打打，現在大不相同了，這是質的變化。質的變化反映在各個領域，不只是汽車這個行業。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明紅）
（摘自《內蒙古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