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2）
天安門事件是全國人民自覺抵制“文化大革命”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反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現，它體現了人民追求國家和社會主義美好前途的強烈願望。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是在以周恩來、鄧小平等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和正確思想影響下發生的。盡管鄧小平在組織和行動上與這個偉大運動沒有任何聯系，但是，他的理論和思想卻是人民心中的一面旗幟。已經持續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對於人民來說，真可謂水深火熱，激起廣大干部群眾越來越大的憎惡，人們把恢復社會秩序和黨的正確方針的希望寄托在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身上。他們代表人民願望的努力，卻一再遭到“四人幫”的阻撓和破壞，使人民對“四人幫”產生更加強烈的怒火，終於在天安門事件中像火山一樣噴涌而出。這個抗議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反對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錯誤的指導思想，鮮明地表現了人心的向背。它為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結束“文革”、開創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
4月4日這天晚上，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由毛澤東指定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連日來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態。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百萬群眾的正義行動定為反革命事件，並決定當晚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標語。毛遠新將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和會議情況寫成書面報告，毛澤東圈閱了這份報告。4月7日，由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鄧小平抵制極“左”路線的努力再一次受到挫折，在“文革”中他第二次被打倒。
1976年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少有的多事之秋。“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后，“四人幫”在全國到處追查與天安門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到處追查“政治謠言”，煽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反革命帽子滿天飛，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7月6日，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朱德逝世。他對“批鄧”至死轉不過彎，帶著對國家前途深深的憂慮、憤恨與不平離開了人世。7月28日，唐山、豐南大地震奪去了24萬人的生命。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他留下了一個滿目瘡痍、天怒人怨的“文革”殘局，撒手人寰。他在離開親手締造的黨和國家、離開熱愛和養育他的人民的時候，既不安詳，也不平靜。這位耄耋老人彌留之際十分沉重地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語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隻有天知道……”
嚴重困擾著毛澤東，使他至死無法解脫的“文化大革命”問題，當然也包括鄧小平問題，在他臨終作了自我總結，那就是“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兩次。這種經歷並不都是壞事，使我有機會可以冷靜地總結經驗
“文化大革命”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劫難，對於鄧小平本人來說，也是一段極其痛苦的人生經歷。然而，偉人與常人不同的根本點就在於是否能夠走出困境，把握未來，把壞事變為好事，走向人生新的輝煌。
十年“文革”，使鄧小平身心受到極大折磨和摧殘，但也為他在未來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創造了條件，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
讓我們來看看鄧小平是怎樣看待和論述“文化大革命”的。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說：“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
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在主持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多次就“文化大革命”問題發表意見。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后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
1980年8月，在會見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鄧小平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戰。隻就這兩點講，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面，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在談到如何才能避免或防止再發生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情時，鄧小平說：“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干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復這種現象，准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隻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1980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訪華團時，就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問題指出：現在大體上可以說“文化大革命”肯定是個錯誤，因為“文化大革命”確實沒有給我們帶來一點好處。
1981年2月14日，鄧小平在為英國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鄧小平副主席文集》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國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浩劫。我們的國家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
1982年9月30日，在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鄧小平在回顧“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時指出：“實際上我一九七四年主持國務院工作，一九七五年主持了黨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時間我就垮下來了。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是很有意義的。就是這十年的波折啟發了我們。”
1984年3月25日，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客人提出讓鄧小平談談個人的經歷。鄧小平說：“我自從十八歲加入革命隊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沒有任何別的考慮，經歷也是艱難的就是了。”“建國以后我的情況你們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建國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是下級干部，而是領導干部，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當總書記。那時候我們中國挂七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對的有我的份，搞錯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時候的失誤都歸於毛主席。至於‘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