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告誡“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馬天水：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
“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把中國的一切都搞亂了。社會主義究竟應該是個什麼樣子？人們在思想上以前就不甚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就更亂了。雖然毛澤東也曾發覺“革命”把生產搞亂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誰敢抓生產？因為誰要去抓生產，就會被冠以“唯生產力論”的帽子，遭到批判，甚至會被打倒。在那些是非顛倒的日子裡，“唯生產力論”帽子滿天飛，使得人心惶惶，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人民生活水平更趨低下。
鄧小平臨危受命，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主持了全面整頓，首先是經濟生產領域整頓的工作。他以毛澤東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為契機，力圖從理論上沖破“唯生產力論”對人們思想的禁錮。
1975年3月5日，在為解決鐵路問題召開的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個講話以《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題，以后被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98年11月出版的《鄧小平思想年譜》又補充收入了以下這樣一段非常重要的講話：“現在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也要有個物質基礎，不然怎麼過渡到共產主義？各取所需，是要有豐富的物質基礎嘛。這同‘唯生產力論’是兩回事。”在當時那樣一種政治環境中，敢於說這樣的話，顯示出鄧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
1975年5月21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國務院辦公會議，討論鋼鐵工業座談會文件。鄧小平在會上又針對“四人幫”大批“唯生產力論”的問題，尖銳地指出：我們反對“唯生產力論”，但是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搞生產，不能不搞科學技術。我們強調勞動生產率，強調科學技術，不能算作“唯生產力論”。如果不講這些，還能談得上社會主義總路線嗎？我們總是要把革命和生產都搞好才行。
1975年6月10日，鄧小平在陪外賓到上海參觀訪問期間，專門找當時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馬天水談話。他本希望這位賣身投靠“四人幫”的“老革命”能認清形勢，回心轉意。在談話中，鄧小平說：中國這麼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麼行？我們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殊不料，這次談話隨即就被馬天水向其主子告發，並成為“四人幫”攻擊鄧小平的“炮彈”。
圍繞“唯生產力論”，鄧小平與“四人幫”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和較量。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1977年10月在會見加拿大林達光教授時，回顧這場爭論說：“四人幫”否認生產力的重要，認為隻要上層建筑的問題、所有制的問題解決了，就能進入共產主義。誰提發展生產力，就被說成是“唯生產力論”。這是我們同“四人幫”的重大爭論之一。如果不是生產力發展到物質極大豐富，怎麼能實現按需分配，怎麼能進入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沒有“唯生產力論”這個詞。這個詞不科學。
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帶到了民族危亡的深淵。作為一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事業奮斗了幾十年的革命戰士、一個有治國安邦雄才大略的老共產黨員，鄧小平在中華民族又遇到災難的時刻，不能不重新思考和研究許多重大的問題。
鄧小平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和反思，應該說，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時就開始了。據他的女兒回憶，他在江西省新建縣望城崗居住的日子裡，每日都讀書至深夜。那幾年，他讀了大量的馬列書籍，讀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書籍。鄧小平思想是敏銳的，理論思維是成熟的。也正是在這裡，在他“每日都讀至深夜”和晨光中舒動筋骨、長時踱步的反復思索中，新思路已在他的頭腦中醞釀產生。
1975年，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率先實現突破舊模式、舊框框，領導了全面整頓。
由於歷史的原因，當時鄧小平不能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他在主持中央工作，領導各條戰線整頓的開始，就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革命魄力，抓住毛澤東提出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的時機，最早也是最堅決地論述了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性，這實際上就是提出把全黨工作重心重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1975年3月，當整頓的序幕剛剛拉開時，鄧小平就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麼？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紀末，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還有25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斗。這就是大局。”《工業二十條》和《論總綱》的前言，都明確提出，要響應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號召，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
顯然，鄧小平在這裡提出並反復強調的四個現代化問題，是從作為全黨全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的高度上提出的，是從全黨工作的大局提出的，是作為“綱”提出的。也就是說一切都要從現代化建設的大局出發，都要服務於這個大局。
正是從這一基本思想出發，《工業二十條》指出：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各工業部門都要把支援農業現代化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工業，“社會主義工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隻有加快工業的發展，才能有力地支援農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才能有力地增強國防，做好反侵略戰爭的准備﹔才能進一步加強無產階級的物質基礎，更好地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戰爭”。它強調指出：“工業的發展速度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尖銳的政治問題，全黨全民都要在努力發展農業的同時，為加快工業發展速度而斗爭。”
針對當時盛行的以“革命”壓生產，隻抓“革命”不抓生產的“左”傾錯誤，《工業二十條》等文件明確指出：不注意生產，不努力搞好生產，把生產放在可有可無、可重可輕的地位，也是要不得的，沒有社會生產力的強大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能充分鞏固的，決不能把在革命統帥下搞好生產，當做“唯生產力論”和“業務挂帥”來批判。我們要把“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落實到一切工作中去，做出顯著效果。
很清楚，鄧小平重視現代化問題，強調以四個現代化為大局，主張大力發展生產力，都是針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所堅持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這一“左”傾錯誤路線的，是力圖對“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根本性的糾正。
鄧小平不僅以極大的勇氣與“左”傾路線作堅決的斗爭，重新明確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為了切實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他還運用高超的斗爭藝術和手段，提出用毛澤東的“三項指示”作為當時一切工作的綱領。
1975年7月，鄧小平指出：“前一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系，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