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鄧小平曾經學習、工作、生活和戰斗過的地方，重慶與其有著不解之緣：1919年，少年鄧小平初到重慶參加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的學習，並於次年跨出國門，開始了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革命征程﹔1949年，二野政治委員鄧小平率部進軍西南，繼而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坐鎮重慶、主政西南，建立了不朽功績。兩年零八個月后，鄧小平奉調進京，從此走上中央領導崗位﹔在此后的幾十年裡，鄧小平雖然日理萬機，但始終關心重慶的建設，並先后多次來渝視察，對重慶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懷抱理想赴渝州
20世紀初，隨著“五四”愛國運動在中華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開，眾多有志的知識青年聚集在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之下，迫切希望找到改變國家落后面貌的“藥方”。在此背景下，赴法勤工儉學運動逐漸興起，鄧小平也在此時來到重慶。
1919年6月，重慶總商會會長汪雲鬆目睹了成都留法學生途經重慶赴法的盛況后，深受啟發和鼓舞。他與當時的巴縣教育局局長溫少鶴等人，召集各界社會名流，於8月28日正式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此后，經過周密策劃，在重慶商會、重慶教育會等單位和團體的全力支持下，由工商界人士和社會名流捐款兩萬多元，又開辦了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汪雲鬆任董事長兼校長。
該校招收中學畢業生和具有同等學歷的青年，學制一年。校址設在重慶市中心的夫子祠內，即今天渝中區第二十九中學及周邊那段熱鬧繁華、商城林立的街區。盡管當時學校的教室簡陋，設備很差，校內既無宿舍，也無體育活動場地，食宿均由學生自行解決，但仍吸引了大批青年前去報考，競爭相當激烈。當時鄧小平（時名鄧希賢）的父親鄧紹昌正好在重慶，他得知這件事情后，便托人帶話到四川廣安，讓兒子到重慶報考預備學校，進而到法國留學。
9月，鄧小平與幾個同鄉一道從廣安縣東門口碼頭乘貨船順渠江而下前往重慶。在重慶近一年的學習生活中，鄧小平除了刻苦學習規定課程外，還積極投身愛國運動。11月，鄧小平參加了重慶學生抵制日貨的反帝斗爭。他與同學們到警察廳示威、游行和請願，要求重慶警察廳長鄭賢書交出用公款廉價購買的80多箱日貨。在堅持了兩天一夜之后，學生們最終取得了勝利。
1920年7月，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的學生結束了近一年的緊張學習生活，在重慶總商會舉行了畢業典禮。經過畢業考試和體檢，鄧小平與80多名同學獲准赴法。8月27日下午3時，鄧小平和赴法的同學們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慶”號客輪，宿船一夜，准備東下。28日清晨，吉慶輪拔錨起航，告別山城，揚帆東去，鄧小平一行經上海再轉乘郵輪“鴦特萊蓬”號前往法國。
胸懷鯤鵬之志的鄧小平開始了萬裡遠航，也由此開啟了他壯麗輝煌的人生。可以說，重慶是鄧小平偉大革命生涯的起點。
坐鎮重慶鑄豐碑
1949年，在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戰略決策中，中共中央把解放西南、穩定西南和建設西南的重任交給了鄧小平。他與劉伯承、賀龍一起，採取“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方針，率部挺進大西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消滅了盤踞在雲、貴、川、康的約90萬國民黨武裝。11月30日，重慶解放。12月8日，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委的鄧小平率部進駐闊別29年的重慶。
在坐鎮重慶主政西南的兩年零八個月裡，鄧小平與劉伯承、賀龍等人一道，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時堅持從西南地區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觀點和主張，成功地領導西南人民進行了政權建設、社會改造、經濟恢復、民族團結、黨的建設等方面的偉大實踐，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西南是國民黨政權的最后巢穴，面對十分復雜的政治、社會環境，鄧小平運籌帷幄，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嘔心瀝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的形勢下，鄧小平把經濟恢復作為黨和政府的頭等大事來抓。他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強調，“要鞏固政權，首先要從發展經濟著手”，要求把一切工作“引導到發展生產力”。
為了順利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鄧小平積極穩妥地領導開展了一系列社會改造工作。在廠礦企業，通過改革臃腫腐朽的舊機構，廢除封建把頭制度，鏟除一貫壓在工人頭上的作惡分子，使工人真正成為當家作主的主人﹔通過進行以管理民主化、企業經營化為主的民主改革，健全了企業生產制度。
西南地區的一個重要區情是少數民族眾多，且經濟文化落后。由於歷史上統治階級實行大漢族主義政策，加之帝國主義的蓄意挑撥，造成少數民族與漢族間的隔閡狀態。鄧小平認為，“隻有在消除民族隔閡的基礎上，經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華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他主張在政治上，通過“堅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在經濟上，“要在少數民族地區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誠心誠意地為少數民族服務”，通過組織貿易活動“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經濟生活一天天的好起來”﹔在文化上，要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通過舉辦一些教育事業，盡快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
鄧小平主政西南期間，十分重視加強黨的建設，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共創偉業。他主張從嚴治黨，提出“嚴比寬好，精比量好”。鄧小平從嚴治黨的主張對於西南地區推動黨的團結、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使西南黨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異常復雜的局勢下，經受住了執政的嚴峻考驗。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特別關心重慶城市建設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在重慶工作期間，他倡導主持修建了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重慶市少年宮、枇杷山公園、大田灣體育場等群眾休閑娛樂場所，讓人民群眾不僅打上了“肉牙祭”，還打上了“文化牙祭”。1952年7月，鄧小平奉調進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任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從此走上了黨和國家領導崗位。
巴渝大地留深情
鄧小平調中央工作后，仍時刻關心重慶的發展與建設，並於1957年、1958年、1965年、1980年和1986年多次到重慶視察和指導工作。他十分關注三線建設、三峽工程和重慶的行政區劃調整以及發揮重慶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等問題，對重慶直轄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1958年11月，鄧小平視察綦江縣，認真聽取了將綦江、巴縣和長壽劃歸重慶的意見。他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從重慶城市人口比重大、副食品供應緊張、勞動力尤其不足的實際困難出發，作出了將四川江津地區管轄的巴縣、綦江和涪陵地區管轄的長壽3縣劃歸重慶，以擴大重慶后勤供應基地的決定。此舉，對重慶及這3個縣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1965年11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與李富春等一道，在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等陪同下，到重慶視察軍工企業。這是鄧小平視察重慶停留時間最長的一次，他先后考察了重鋼、第三鋼鐵廠、建設機床廠、空壓廠和長安機器廠。在8天時間裡，鄧小平在住所召集了5次會議，主要聽取有關三線工作的匯報，就重慶南線（長江以南）的高炮生產基地、北線（長江以北）的光學儀器和核工業基地、長江沿線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論証，為重慶兵器工業基地和機械制造工業基地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據了解，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一直非常關注人口大省四川能否盡快奔小康的問題。他曾多次提出，要研究一下四川太大、人口太多，不便發展、不便管理的問題，要研究發揮重慶中心城市帶動作用的問題。鄧小平的這些思想，為之后設立重慶直轄市起到了積極重要的指導作用。甚至有學者認為：“設立重慶直轄市是鄧小平關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思想的具體體現，是鄧小平的一個遺願，是鄧小平對重慶人民的囑托。”
鄧小平對重慶的關懷，不僅體現在重大方針政策上，也體現在一些小事上。改革開放后，他還多次為重慶題詞，如“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劉伯承同志紀念館”“楊闇公烈士陵園”“楊闇公烈士永垂不朽”碑銘、《漆南薰遺著選編》書名、《走向大西南》書名、“重慶機場”等。
鄧小平的一生與重慶有著不解之緣。幾十年來，他為重慶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可謂嘔心瀝血。他不僅把自己的閃光足跡留在了巴渝大地，也留下了對重慶的一片深情……（田姝）
（摘自《紅岩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