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解放並接管了西南重鎮——重慶。頓時，一股蓬勃向上的清新之風滋潤山城，滌蕩著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古老的重慶煥發了青春。
當時，最具感染力和說服力的是共產黨員、解放軍指戰員和各級干部的優良作風，一下子就把人們吸引住了。人們正是從他們身上認識了共產黨、看到了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從而振奮了精神，增強了主人翁責任感。這中間，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自身的思想作風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仗還沒有打完”
進城后不久，一些同志開始滋長了居功享樂思想。有的干部進城后不願再離開城市，不想到邊遠貧困地區去開展工作﹔少數負責干部以勝利者自居，不遵守紀律，不尊重群眾，不愛護戰士，住房要好，出門辦事要坐車﹔還有的甚至對自己的婚姻也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鬧著要“改組”。有的戰士也開始產生了離隊思想，感到勝利了，仗也沒得打了，有的公開要求回家種地過日子。
這些苗頭被鄧小平知道了。他決定剎一剎這股不正之風。
在二野三兵團一次師以上干部會上，鄧小平第一句話就非常激動地提出：“西南的仗打完了沒有？”會場立刻陷入沉默。誰都知道，隨著成都戰役、西昌戰役、滇南戰役的結束，大西南除西藏外均已解放。鄧小平提出的問題使在場的將軍們疑惑起來。豈料，鄧小平話鋒一轉，尖銳地提出：“當前，有90萬國民黨部隊尚待改造、有6000萬基本群眾尚待發動，有數十萬土匪尚待清剿，廣大農村的政權還沒有建立，殘破的城鄉生產還沒有恢復，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可我們有些同志卻認為仗打完了，該享樂了。這是何等的危險和可怕！”鄧小平的話強烈地震撼著每個出席會議的人。
停頓了片刻，鄧小平繼續指出：“整個西南的封建勢力還原封不動地保留著，而且手裡依然掌握著武裝。如果以為西南戰爭也已結束，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這是極端危險的。更加尖銳、復雜的斗爭還擺在我們面前，這種斗爭仍然包含著流血和犧牲。要取得勝利，我們不僅要堅定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引導大家的思想向前看，這樣才能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今后的斗爭要比普通的軍事斗爭復雜與艱苦得多，不是打幾個沖鋒就能解決問題的。”
緊接著，鄧小平對今后的斗爭提出了三項任務：“首先一個任務就是要教育改造在西南作戰中起義、投誠、俘虜的90萬國民黨部隊，我們要遵照毛主席‘包下來’的原則，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集中整理，認真改造，分別對象，逐步處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擾亂社會。第二個任務就是要充分發動西南6000萬基本群眾，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我們就要依托城市改造農村，干部必須大量下鄉，進行農民的組織教育，組織農會，培養干部，幫助建立政權。第三項任務就是提高我軍在西南60萬部隊的素質。‘90萬’‘6000萬’和清剿土匪，都要依靠這‘60萬’為主去完成，在發動‘6000萬’、肅清殘匪的斗爭中去磨煉，糾正各種錯誤思想，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爭。怎樣才能糾正和克服錯誤的、落后的思想呢？辦法就是要向前看、提新任務。”鄧小平的講話不脛而走，停步不前、居功享樂的錯誤思想得到了克服，廣大干部、戰士又重新振作起來，投入了征糧剿匪、土地改革和恢復國民經濟的斗爭中。
講解“中國人民解放軍”含義
重慶剛解放不久，一位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在西南局機關接受劉鄧首長的批評。這支部隊因接受群眾主動提供的慰問品，但數量過多，同時又應群眾要求接收了部分青年參軍。這就違背了中央關於減輕人民負擔、停止擴軍和加強紀律性的規定，犯了錯誤。
某天，這位師政委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早早來到西南局辦公廳等候。看到劉鄧首長走進來，他起立敬禮。情況已經清楚，不需要查詢。鄧小平表情嚴肅地指著這位師政委胸前符號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稱號，一個詞一個詞地講，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人民”、什麼是“解放”、什麼是“軍”。鄧小平說：歷史上，中國的軍隊不計其數，隻有我們人民解放軍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的人民軍隊。像你們這樣搞，就是要把符號上的“人民解放”四個字勾掉，就和舊軍隊沒有兩樣。鄧小平越講越生氣：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權靠什麼取信於民，靠什麼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不是靠口號，而是靠實際行動。鄧小平的談話，深入淺出，以理服人。這位師政委聆聽著批評教育，不由深深地自責、自省……
鄧小平說完就走了，劉伯承叫這位師政委坐下來，慈祥地鼓勵他，犯了錯誤就要改，改了就好。
鄧小平嚴厲，劉伯承慈祥。其實，他們嚴厲是愛護，慈祥不是遷就。劉伯承司令員有一句名言，就是“慈不掌兵”。
劉鄧共同抓住這一典型，通過批評教育這位師政委，進一步端正了部隊的思想作風。
“亂彈琴”
1950年的秋天，越南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華大使黃文歡從北京回國述職，途經重慶，住在春筍路西南局招待所。黃文歡長期跟隨胡志明主席，曾與中共領導人共過事，會講流利的中國話，熟悉中國情況。他提出想會見主政西南的最高領導鄧小平同志。他的秘書打電話到西南局接待處，一位姓鄭的處長接到電話。剛好，鄧小平外出開會去了。鄭處長缺乏外事方面的經驗，他想，西南局招待所到西南局機關不過10來分鐘的路程，再加上機關的車都出去了，於是就回話說：“鄧政委很快就回來了，你們走過來行嗎？”不一會兒，鄧小平坐著美式中吉普回來了。鄭處長馬上匯報了情況。
鄧小平一聽，神情嚴肅起來，他既是批評，也帶開導地說：“同志，黃文歡是社會主義國家駐華大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按外交慣例，我們需到機場迎接或到招待所看他。你叫人家自己走路來，真是不懂外交禮節，‘亂彈琴’！快！坐我的車，再帶一個警衛班，在路上去接人家。”
鄭處長馬不停蹄地執行任務去了。車剛出西南局大門，隻見一個個子不高、一身乳白西裝、頭戴太陽帽的中年人帶著一行七八人向西南局走來。鄭處長忙停車上前問道：“請問是黃文歡大使吧！我是鄧政委派來接你的。”黃文歡點頭示意，非常友好地說：“我們是友好的國家，禮節就不必了。”寥寥數語，鄭處長頓感黃大使的親切友好。
在西南局的會客室裡，黃文歡和鄧小平相見了。兩人久久擁抱，共敘友情。
不設私人公館
民國時期，重慶城遍布著達官貴人的公館別墅，別說四大家族中的蔣介石和孔祥熙，就是一些地方實力派，也建公館成風，如李子壩的劉（湘）公館、上清寺的“范（紹曾）庄”、枇杷山的“王（陵基）園”、觀音岩的“渝舍”（楊森公館）等等，以此顯示他們的地位和富有。
進城后不久，西南局發出《關於檢查與糾正享樂思想以迎接新任務的通知》指出：“要克服干部和戰士現在發展的享樂思想，應由高級干部以身作則，不設私人公館，房子擠著住，集體辦伙食，嚴防鋪張浪費。”當時，主持西南地區工作的3位首長鄧小平、劉伯承、賀龍首先以身作則，他們3家人合住在一幢樓房裡。此房是抗戰時期專為宋美齡修建的公館，兩樓一底，大小共十幾個房間。劉伯承住底樓，賀龍住二樓，鄧小平住三樓，三樓最窄小。這是經過互相謙讓之后，按年紀安排的。劉年長、賀次之、鄧最小。他們3家住在一起，互相更加了解，遇事也好商量，開黨小組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增加了內容，大家有話可說。
劉伯承、鄧小平、賀龍3位首長的表率作用影響了重慶市委的領導，當時的市委第二書記張霖之一家住在一個舊樓房裡，下面是市委常委辦公的地方。市委第三書記曹荻秋進城住的是楊森公館“渝舍”樓上最靠邊一個套間，既是辦公接待室又是寢室，直到家屬接來遷出“渝舍”，全家6口才搬進機關宿舍。聽說秘書要結婚沒有新房，他又騰出一間給秘書作新房。由於他是負責政府工作的書記，市政府每周星期六財貿工作例會，就在他家外間拉開飯桌，圍桌開會，常常開到深夜，餓了每人吃一碗小面。他常說：“在家裡開會，問題敞得開，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60多年過去了，重慶也由中央直轄市、大區所在地、省轄市、經濟單列市到今天的直轄市，領導也幾經變更，但未留下一處所謂公館、別墅的地方，這不能不說是劉、鄧、賀開的一個好風氣。（艾新全）
（摘自《世紀風採》）
